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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定话金梁(之二)

梁羽生除直言不諱指出金庸小說情節安排之弊,更從“武”“俠”“情”三方面暢談己見,後面又歸結到思想的異同。每個論題都兼談二者的作品之優劣。
   
   關於“武”,他寫道: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說,(《白發魔女傳》之前是初期,《白發魔女傳》至《冰川天女傳》是中期,以后是近期。這是我根据他小說的演變給他划分的,可能不很恰當),武技的描寫也有夸張得“离譜”的地方,但總的說來,還算是“正派”的。到了《冰川天女傳》之后,什么冰魄神彈、修羅陰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經沾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金庸初期的小說(在《射雕英雄傳》之前),大体上也還是正常武技的描寫,筆下的英雄盡管招數神妙,內功深厚,也還不能算是离譜。到《射雕》之后,則越來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梁羽生。《射雕》中的西毒歐陽鋒用頭來走路,手下蛇奴驅赶蛇群從西域來到中原;《神雕俠侶》中的壽木長生功,九陰神功,九陽神功;以至現在《天龍八部》中的什么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功等都出來了,真是洋洋大觀,就差沒有“白光一道”了。但其中的六脈神劍,能用劍气殺人,也近乎放飛劍了。
   
   其實即使漫無邊際的幻想,也是有時而窮,神神怪怪,變來變去,漸漸也就變不出什么花樣的。于是就互相模仿抄襲,誰有較新鮮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之。金庸曾在報上撰文,談及“新派武俠小說”的流弊,也曾指出這一點。這确是目前武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論,也是不免。他的《天龍八部》前不久剛寫過的一段情節,一個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緣,得逍遙派一個武功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給了他(功力怎么能送給呢?据說那高人和他以頭碰頭,在他天靈蓋一撞,功力就全部過去了云云),于是這小和尚登時就成了一流高手。這真是怪得難以思議。
   
   但梁文並非一味揭短,只彈不唱。他舉例盛贊道:
   
   金庸《雪山飛狐》中苗人鳳与胡一刀一比武,兩人生死決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戰,晚上抵足而談,比武歷時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變化。除了兩個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圍的人各式各樣的活動,在比武過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寫了周圍的人物,渲染了現埸的气氛,又從正面側面,或淡描、或濃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藝。讀者看得緊張、“過癮”,這一大段高明的描寫,就絲毫沒有神怪气味!
   
   下面筆鋒一轉談“俠”。他寫道:
   
   我以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与其有“武”無“俠”,毋宁有“俠”無“武”。武功好的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沒有武功的尋常人也可以成為“俠”。
   
   梁羽生認為,讀者喜見武俠小說中抑強扶弱,行俠仗義的人物。
   
   可惜的是,許多武俠作者著力于創造离奇的武功,卻忘記了武俠小說還有一個“俠”字。
   金庸初期的武俠小說并沒有忘記一個“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俠少”,到了如今他所寫的這部《天龍八部》給人的感覺已是“正邪不分”,簡直沒有一個人物是可以令讀者欽敬的俠士了。
   
   梁文發表于1966年初,當時《明報》正連載《天龍八部》。
   
   梁對之分析稱:
   
   朋友們讀金庸的小說,都有同一的感覺,“金庸寫反面人物胜于寫正面人物,寫坏人精彩過寫好人。”這個特點是一開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為顯著。《書劍》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張召重寫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陳家洛精彩;《碧血劍》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禹《日出》中不出場的“金八”,也寫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見遜色。到了如今的《天龍八部》,寫惡人一個比一個“惡”,筆下人物种种陰狠殘毒的性格,發揮得淋漓盡致。香藥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惡人,四大惡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個接著一個登埸,妖气滿紙,令人歎為觀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藝術上的一种成功。問題在于如何寫法,揭發坏人應該是為了發揚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雖然复雜,正邪的界限總還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俠小說的宗旨了。
   
   徵引至此,筆者不禁要略陳己見。竊以為,梁真是十足的君子型書生。作家寫小說正如巴金所言,是因為他有話要說。即所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這些話對與不對,應作別論。只要不誨淫誨盜,不污蔑別個,就大可言論自由,無需他人置喙。“文以載道”,教化芸芸眾生,當然值得肯定。大話西游,真真假假,文字遊戲,忠奸不分,也未嘗不可。粵語云“得啖笑”又何妨?
   
   可是梁羽生一本正經,煞有介事,認真得很。他評述道:
   
   《天龍八部》的喬峰,是金庸在這部小說中(到現在為止)最著力刻畫的一個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誤會而被漢族的英雄所殺,英雄們發現殺錯人之后,將他交与一個善良的漢族農民撫養,長大后為丐幫幫主,丐幫發現他是契丹人,將他驅逐出幫。喬峰心怀憤怒,誓報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獨闖聚賢庄的英雄宴,大殺宋國的忠義之士,与舊日的朋友干杯,說:“從今之后,你殺我不是忘恩,我殺你不是負義!”于是就把丐幫昔日的兄弟也大殺起來。故事再寫,喬峰的父親當日其實未死,于是這個人又殺撫養喬峰的義父(即那個善良農民),喬峰的恩師(少林寺長老)等等。
     
   金庸這個故事所要著力表現的是一、人性的邪惡;二、契丹和中國,兩國的人彼比仇殺,原因只是由于一個狹隘的民族觀念,實在難說誰是誰非。故事中,他還通過了宋國官兵也同樣劫殺契丹百姓,而渲染了這點。
   
   當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嗎?大是大非,總是能夠分別的。我們都讀過一點中國歷史,總會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殺契丹百姓的,那當然也該譴責,但這卻不能改變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質,也即是不能改變是非敵我的標准。抵抗侵略,決不能歸咎于狹隘的民族觀念。描寫兩國百姓的仇恨互殺而模糊了敵我觀念,這個恐怕大多數讀者就很難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俠侶》中,曾借郭靖之口說過一句大義凜然的話:“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而在《天龍八部》中,卻又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僅次于契丹皇帝的統治者)的喬峰為英雄。這种混淆是非的刻畫,与他前期作品相去遠矣。
   
   所以在聚賢庄之會中,金庸雖然著力的刻畫了喬峰的英雄气概,公平來說,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緊張刺激,是通過了藝術手法的。但無論如何,總是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得到讀者的共鳴。讀者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作者是否要借聚賢庄中的酒杯,以燒自己胸中的塊壘?”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致減弱了藝術感染力的例子。
   
   筆者敬佩梁羽生的凜然正氣,是非分明。但又總覺得他是否書生氣太重了?他自己獨善其身固然很好,要求讀者效法恐怕難免可能有點強人所難吧!
   
   至於寫“情/愛情”,梁羽生自信滿滿地這樣說:
   
   金庸的愛情描寫也有精彩之處,但比較起來,則似乎稍遜色了。就整部小說的情節安排而論,金胜于梁;就愛情描寫的變化多樣而論,金不如梁。這方面藝術的成就,似乎他也未達到梁的高度。
   
   金庸的小說多是以團圓結局,只有第一部《書劍恩仇錄》是悲劇收惕的,但也只能算是半個悲劇。香香公主死后,陳家洛与霍青桐祭墓立碑之后,“連騎西去”,給讀者的暗示是他們最后“終在一起”(不論是否成婚)。則作者寫香香公主之死,就只是解決他們三角戀愛的一种手段了。另外一個較為特別的結局是《雪山飛狐》中的胡斐与苗若蘭,作者用懸疑手法讓讀者自己去安排結局。
   
   筆者認為,《雪山飛狐》任由讀者勾勒胡苗的未來生活圖景,的確別開生面。區區一介俗人,傾向於“有情人終成眷屬”!
   
   對於“金庸在愛情故事上慣用的”一男多女題材,梁羽生加以非議:
   
   《神雕俠侶》中的楊過,除了小龍女之外,還有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等人愛他,甚至斫斷了他一臂的郭芙,對他也是暗存愛意的。《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也是一男四女,周芷若、蛛儿、趙敏、小昭等人都愛上了他。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女子出身不同,性情不同,何以都會愛上了男主角?而男主角也往往給他寫成見一個愛一個的儇薄少年,尤其《神雕》中的楊過更是令人有此感覺。梁羽生小說也有三角戀愛,但卻比較有合理的解釋。金庸的多角戀愛則令人感到難以自圓其說,看來恐怕也只能解釋為金庸受了好來塢電影的影響了。
   筆者想對此添加一筆,那就是恐怕不無金庸本人婚姻生活的影響。讀者大概都知曉金大俠有三段婚姻,很難想像,終身大事在作家本人的內心竟毫無漣漪波瀾。事實上,他自認“我作為丈夫,並不很成功”。關於這點,下文另議,此處暫且不表。
   
   梁羽生又認為:
   
   武俠小說中的愛情,多是与“俠”与“情”聯結起來來寫的,金庸的后期小說則往往犯了愛情至上,不顧是非的毛病。如《倚天屠龍記》中,趙敏的父兄是元朝的丞相、將軍,正是義軍的死對頭。趙敏本人也是站在父兄這邊,与要推翻元朝暴政的漢族英雄作對的,她還親自出謀策划,捉拿過大批反元豪杰。但作為明教教主反元領袖的張無忌卻愛上了她,這就不能不慨歎張無忌的只顧愛情敵我不分了。
   
   但對於《書劍》中描寫陳家洛与霍青桐姐妹的三角戀,梁表示讚賞,謂其就“俠”与“情”的結合來說,很有深度。而寫香香公主的天真無邪,也寫得很精彩。梁羽生還評論稱:
   
   《雪山飛狐》中的愛情描寫不落俗套,值得一贊。這個故事的結局很特別,寫到最后一段,胡斐可以一刀劈死愛人的父親,亦即是他的仇人。“這一刀劈下去還是不劈”?作者就讓讀者自己去安排了。這是脫胎于西方“宮女与獅子”的故事。但盡管金庸的故事是有“藍本”的,在中國的武俠小說中,卻還沒有人用過這种手法。而且在這部小說中,他對于人性的刻畫,感情的描寫也比原來的故事复雜得多。因此,我也還認為這是他在武俠小說中的別開生面之作。
   
   此外,對於《神雕俠侶》中楊過和郭襄的關係,梁羽生予以肯定,說是比較出色的“東方式”的感情刻畫:
   
   郭襄對楊過之愛似有如無,似兄妹之情又似忘年知己。這段故事与梁羽生《七劍下天山》中所刻畫的冒浣蓮与納蘭容若的感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冒、納二人彼比怜才,品茗夜話,感情寫得非常含蓄,意境也很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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