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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棺论定话金梁(之一)

金、梁者,妙筆生花的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梁羽生也。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2-6-2018-10-30),乃浙江海寧望族子弟。梁羽生(本名陳文統,1924-4-5-2009-1-22),廣西蒙山大戶人家出身。1966年本港《海光文藝》創刊號上發表《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署名“佟碩之”(取“同說之”的諧音),實質出於梁羽生手筆。此際兩人均已魂歸道山,筆者不揣淺陋,試作本文探討其功業。
   
   眾所週知,《禮記·大學》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則稱:“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這都是中國傳統讀書人追求的境界。筆者日前接獲友人電郵,內云“金庸是1949年之後中國讀書人中最成功、影響最大的”。如此評價,在下實難苟同也。

   
   誠然,當今的商業社會中,成功人士離不開“富貴”二字:即腰纏萬貫,知名度高。倘著眼於此,金庸確實罕有其匹。影響力更非其他“中國讀書人”所能望其項背。相傳北宋詞人柳永作品普及民間,“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而金庸武俠小說則流布於海內外,凡有炎黃子孫處,均不乏讀者。
   
   但僅以讀者之多寡談功業顯然是片面的,何況時下本港的青年尤其中小學生捧讀金庸小說者即已甚少。如果論及“立德”,金庸似更多所欠缺。
   
   在《射雕英雄傳》裡,金庸借郭靖之口說“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其實語出梁啓超先生:“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之小者,為友為鄰。”金庸對於稱其“金大俠”或“查大俠”之名從不推卻。然而,他真“為國為民”嗎?八九“六四”便是試金石。
   
   對此,羅孚先生曾寫道:
   
   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金庸電視中揮淚陳詞,甚得好評。“六四”是解放軍以坦克、槍枝血腥鎮壓學生,其後金庸就任了浙江大學的文學院長,突發高論,說他認為新聞工作者應學解放軍,隨時聽軍令號召,為國家效命。這和他在“六四”時揮淚的情況正好相反,“六四”時譴責解放軍的他,這時卻要人們去學解放軍隨時聽令,保衛國家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敗筆,是他的辦報精神失神,辦報思想的失敗吧?
   
   這裡要補充一點。記得此前金庸曾在《明報》的一篇社評中極力為中共的血腥鎮壓開脫,說辭稱其付出了死三千萬人的代價才奪得江山。按此邏輯,所謂“死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合理之至!金庸這樣賣力地充當獨裁者的幫兇,豈不使人生出“何德之衰”的感嘆!
   
   細加剖析,上述“死三千萬人的代價”純屬信口雌黃。試問1921年在共產國際卵翼下催生的中共,到1949年改朝換代,總共不過28年。其間若三千萬信徒走卒死去,則平均每年死難者逾越百萬,這可能嗎?
   
   不要忘記中共“一大”時黨員僅52人。1922年秋,孫中山決定聯俄聯共。1925至1926年,中共黨員人數由上千激增至萬人。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清黨”中,據當時上海《時事新報》公佈,死傷者共103名,包括士兵、工人糾察隊隊員及民眾,均逐一列出姓名。連同其後廣州、長沙等地方當局的鎮壓,直至武漢“七·一五”分共,中共官方稱黨員人數從25000銳減至10000人,但竊以為差額15000人未必全部遇害,應包含大部份的退黨者。故所謂“血流成河,屍橫遍地”乃極其誇張的說法,不可採信。
   
   及至毛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上井岡山落草為寇,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前夕,7年間全國黨員應在數萬之譜。這還不計各根據地反AB團及肅反中含冤去世者。儘管這些枉死的馬克思信徒確數已無從稽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遠超陣亡即死於國軍槍下的人數。
   
   中央紅軍1935年10月自江西蘇區逃竄至陝北,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近兩年間中共黨員及其武裝人員死傷有限。抗戰軍興,毛共迅速膨脹,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召開,黨員人數達121萬。國共內戰後至1949年9月底,中共進一步發展至449萬人,佔全國總人口0·83%。
   
   綜上所述,顯而易見,金庸所謂中共死了三千萬人才打下江山是徹頭徹尾的欺人之談!
   
   金庸的以上表演,無疑是對鄧1981年7月18日親切接見其全家的回報。他以一介書生,成為太上皇紆尊降貴接見的首位港人,自然感激涕零 ,投桃報李。1985年6月起,金庸先後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委員、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别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又兼草委政治体制小组港方的召集人。2000年,金庸獲頒香港特别行政區最高榮譽—大紫荆勳章。北京當局之寵信有加顯露無遺!
   
   寫到這裡,不妨提一下“雙查方案”(又稱“主流方案”)。該方案由金庸與查濟民聯袂提出,時在1988年11月,內容是關於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選舉辦法。“雙查方案”從開始基本為草案接納,到最終被分拆為兩部分:其保守的部分被改頭換面之後吸納入《基本法》,進步部分被完全抛棄了。
   
   論者稱:
   
   查良鏞的方案當時得不到理解,批評者只看到其“保守”的部分,沒有提及其“進步”的部分,這是相當不公道的。後來,不少人開始認同,雙查方案並不是這麽保守。就連當初指責他的李柱銘也說,查良鏞是當時爭取民主的“第三人”(指草委中除李柱銘和司徒華外主張逐步實現直選者-張註),而且比他更懂中共的底線,又說,如果雙查方案得到落實,那麽現在香港早就有民主選舉了。這些反思都是客觀的。、、.
   
   就事論事,金庸在香港回歸過程中的某些積極作用不可一筆抹煞!在這方面,理應實行魯迅在文學批評中倡導的做法:好處說好,壞處說壞。
   
   回過頭來說“德”,金庸論大節,恐怕終究還是有虧的。或者可以用不足為訓作結語。
   
   但講到“立言”,他的著作無疑有不少值得稱道的地方。
   
   首先一點是可讀性高,娛樂性強。數學家華羅庚曾稱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此乃1979年他在英國初唔梁羽生時說的原話。相信他若見到金庸也會這樣說。
   
   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華羅庚在數學界固屬一代大師,但畢竟並非武俠小說的內行。梁羽生以內行發話自然言之成理。他在《金庸梁羽生合論》開篇寫道:
   
   金庸的武俠小說常用電影手法,情節變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擅于刻畫人物的內心,喜歡運用詩詞,常用舊回目……
   
   真是開宗明義,一針見血!
   
   下面是有書為証:
   
   可能因為金庸做過電影導演的緣故,在小說里常有運用電影的手法。如《射雕英雄傳》里梅超風要扼殺郭靖之時,筆鋒一轉,而寫梅超風對桃花島舊事的回憶,但卻并非平舖直敘,而是運用電影倒敘手法,复現當年的特寫鏡頭,然后再接入現場之景;《碧血劍》中從袁承志之鬥溫家五老,重現他們當年暗算金蛇郎君的鏡頭,也是同樣手法,近乎銀幕上“淡入”、“淡出”的運用。在小說上運用電影手法,這可說是金庸獨有的特點。
   
   金庸的另一個特點為他人不及的,是他的情節變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有意想不到之妙。例如在《倚天屠龍記》中,最初几集,讀者們一直以為張翠山、殷素素是男女主角的,到武當山之會(各派群豪給張三丰祝壽),突然這兩人都先后自殺,然后引出張翠山的儿子張無忌來,這才是書中的主角。又如《神雕俠侶》中郭芙把主角楊過斬斷一臂等等,這些奇峰突起的情節,讀者們事先恐怕都是料想不到的。
   
   講到情節之出人意表,筆者最讚嘆者是《鹿鼎記》中韋小寶的遭遇。這個小混混油嘴滑舌,偏偏命好,娶了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享盡齊人之福。而他與雙兒誤入雅克薩,邂逅風騷的俄國公主蘇菲婭,實在是匪夷所思。還有吳三桂李自成在陳圓圓面前的決鬥,也使讀者大飽眼福。類似的精彩之處可謂不勝枚舉。
   
   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情節安排之失當在所難免。梁羽生不客氣地列舉了如下數處:
   
   舉些例子來說,《神雕俠侶》中的小龍女之被一個道士強奸,這情節大大出乎讀者意外,但讀畢全書,這情節實在毫無必要,因為既不是寫成悲劇收場,也沒有因此而產生新事件(如小龍女產下私生子之類)或新變化,最多在她与楊過之間添一些小波瀾而已(楊過始終未知),則何必添此情節,反而破坏了讀者對小龍女的美感。讀起來也令人极不舒服。小龍女脫衣練功等等,也非必要,刪去了會干淨一些,可能為更多讀者接受。西方電影中某些新穎的手法當然可以吸收,但黃色鏡頭實不足取。
   
   與小龍女之被強奸相類似,還有他的近作《天龍八部》中段譽兄妹之戀,木婉清(段之異母妹)苦戀哥哥,几乎亂倫。雖說是受妖人暗算,但根源還是由于兄妹彼此都有相思,這相思而且是摻有情欲的。這种寫法,恐怕也不易為有傳統倫理觀念的讀者所接受。這與曹禺之寫《雷雨》不同,周沖、四鳳事先并不知道是兄妹,而段譽、木婉清之幾乎亂倫,則是在已知道彼此的身份之后,木婉清明知他是哥哥,仍對他苦苦相思的。而且這部小說接著發展下去,木婉清被拋過一邊,而引起段譽刻骨相思的又是另一個美貌女子王語嫣了。這部小說如今還在連載中,但最少到現在為止,兄妹相戀這段情節對整個故事的其他部分,并無關聯,加進這段,反有畫蛇添足之嫌,對段譽性格的描寫也是有損無益。
   
   前后不照應的情節,如《倚天屠龍記》中關于張無忌性格的描寫,父母雙亡之時,他心中充滿對仇人的怨恨,隨后作者也一步步發展他性格中邪惡陰狠的一面,但到了后半部,他忽又變成寬厚仁慈的大俠了。性格是可以轉化的,但最少在這部小說中,金庸沒有寫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變化。另一個更顯著的前后脫節的例子是《雪山飛狐》与《飛狐外傳》。從兩部小說敘述的時間來看,《飛狐外傳》是《雪山飛狐》的前傳。但《飛狐外傳》中与胡斐有過戀人關系的袁紫衣、程靈素等人,在《雪山飛狐》中已只字不提。苗人鳳在《飛狐外傳》中是与胡斐見過面的,到了《雪山飛狐》中,又變成了素不相識、初次會面的仇人了。
   
   梁羽生此文二萬餘字,痛快淋漓,末尾寫道:
   
   古人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我是遠遠不及金、梁兩位的了。“諒”這個字,要看什么事情,我自問未必能夠件件做到。然則為友之道,必也,直乎?他們這十年來的最大成就是武俠小說,而這上面既然也有著我的慫恿,于公于私,我自問有責任向他們貢獻我的意見,這些意見或者對他們有益,或者對他們絲毫沒用,但我總算是盡了為友之道了。
   
   但一些金庸的友人不以為然,倪匡尤其不滿。諸多說法,且待下文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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