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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的强迫劳动

谢选骏:上行下效的强迫劳动
   
   《52名男子在黑龙江内蒙被囚禁当劳奴 13名罪犯最长者被判刑6年》(2019年1月20日 澎湃新闻等)报道:
   
   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刘振华、王友、张文辉在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受审——黑龙江内蒙破获重大强迫劳动案,52名男子被诱骗囚禁工地工厂数年,失去自由和尊严,每天干活12小时以上,有人被打到吐血、牙齿脱落;监工仅发放极少的生活用品,四五年内只有两条毛巾,由19人共用,没有牙刷牙膏,有人四年仅洗了一次澡。直到2018年4月,劳奴被警方解救,四个团伙13名罪犯,最长者被判刑6年。

   与家人失联的5年时间里,90后孙海达是这样度过的:每天干苦力至少12小时,甚至连干两三个通宵;没有一分钱工资,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喊累,更无法逃离。时刻为他准备的,是监工的拳头、木棍和铁钩。
   今年28岁的孙海达是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和他一样遭遇的,还有另外51名男子。他们分别被四个犯罪团伙控制,先后被带至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建筑工地、林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直到2018年4月底被警方解救。
   2019年1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系列刑事判决书显示,四个团伙的13名犯罪分子因犯强迫劳动罪,被一审法院分别判刑1年至6年。这四起强迫劳动案的52名被害人中,不少人是智障、聋哑、文盲、流浪人员,他们在遭遇诱骗、拘禁、殴打之后,被犯罪分子控制,失去自由和尊严,不得不长年累月进行重体力劳动。
   近日,澎湃新闻到黑龙江、辽宁等地采访被害人,探寻事发工地,揭开这些“劳奴”的苦难一幕。
   “劳奴”:每天干活至少12小时,有人累了歇息被打得吐血
   今年36岁的周刚是孙海达的工友,家住距沈阳约80公里的法库县内。2018年4月回家后,周刚一直呆在家里,偶尔跟父亲到附近的工地干些零活。家人忘不了他失踪4年后归来的模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看起来比他60多岁的父亲还老。
   “我现在哪里也不敢去了。”周刚心有余悸地说。
   过去4年,他去过了很多地方。他和一些工友去了黑河市北安粮库“扛麻袋”——卸货、搬运粮食,去哈尔滨的多个建筑工地干苦力,去大兴安岭采金银花,去内蒙古盖牛棚、锯木,还去了位于哈尔滨延寿县和双城区的化肥厂。
   往返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这段“旅程”,对周刚、孙海达他们而言,留下的是屈辱和苦难的记忆。
   “天天干活,连过年那一天都没有休息。”孙海达说,他们白天除每顿吃饭的半小时,其他时间几乎没有歇息,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有时甚至得通宵地干。
   孙海达记得,在哈尔滨双城区的化肥厂,他和工友连续干活的最长时间是两天两夜。周刚则记得,在北安粮库扛麻袋时,他和一些工友曾连续干了三天三宿。
   因为干得太累,孙海达有次在卸货时,没留意车上掉下的铁块,他后脑砸出了血,被送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至今后脑留有明显的疤痕和凹沟。
   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让工人们苦不堪言。但大家都不敢反抗——他们惧怕工头和监工的拳头,以及他们手上的木棍、铁锹。
   裁判文书显示,多名被害人证实,工头李云刚手下的监工窦义坤,曾用一种叫“炉钩子”的铁具殴打过工人杨某、沈某,导致两人受伤出血;被刘振华等人控制的工人“老穆”,曾被“打得吐血”;从工地逃回敬老院的汤琐(化名),牙齿曾被打掉三颗,头部有五六道伤痕,两只脚磨出了水泡。
   在被强迫劳动的5年间,孙海达经常挨打。他第一次挨打,是因为连续几小时扛一百斤一袋的粮食,累得坐在地上歇息。工头刘振华冲过来就踢了他几脚,边踢边骂。孙海达说,几乎在每个工地他都挨过打,被打的原因都是“不好好干活”。
   周刚记得,他第一次被监工张文辉殴打,是因为起床迟了几分钟。在他印象里,另一监工王友打人“老狠”,有次把他打得鼻子出血,躺在地上抽搐。
   周刚第一次抽搐,是在建筑工地砌砖时,他突然倒地,浑身发抖。后来,可能是体力透支以及精神上恐惧疲倦,他又发作了六次。每次工头会让他休息一两天,但从不送他上医院。
   由于环境恶劣和超负荷劳动,不少劳工出现病症,但没有药吃,只能硬挺。
   在哈尔滨双城的化肥厂干活期间,孙海达和十多名工友住在厂区附近的一间民房。孙海达说,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寝室里一个20多岁的工友病死了,刘振华让他和几名工友将死者抬上一辆面包车,运走了。
   周刚和孙海达都证实,在化肥厂干活的时候,有个“烧锅炉”的工友,姓王,50多岁,曾送往医院治疗,一天后死亡。“是我背他上车的,不知道是生病还是煤烟中毒。”周刚说。
   不过,澎湃新闻发现,对于周刚、孙海达所称两名工友死亡之事,刘振华一案的刑事判决书里并未提及。
   务工陷阱:包吃包住的“力工活”
   当年离家外出找“力工活”时,周刚等人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劳奴”。
   来自辽宁农村的周刚生活压力比较大。2008年他在一场车祸中受伤,住院昏睡42天才醒来。“从那以后,他脑子反应有些迟钝。”她的表姐告诉澎湃新闻,周刚妻子后来离家出走,抚养老人、孩子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肩上。他除了干农活,还经常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
   2014年4月16日,周刚去沈阳的长白劳务市场找“力工活”。此后四年,他没有回家,也未跟家人联系。他的父母发动亲戚朋友到各地寻找,上电视台播放寻人启事。可那四年,周刚像从人间蒸发一样,音讯全无。
   他是被一个“老板”带走的。据周刚回忆,当年他在沈阳长白劳务市场呆了几天,和其他“站大岗”的农民工一样,在路边等候苦力差事。有一天,一个身材发胖的中年男子来到他们中间。后来他才知道这“老板”叫刘振华。
   “他说工地上要人,包吃包住,每天140块钱,按月结工资。”周刚当时提出每年要回家两趟——他不放心家里的父母和7岁女儿,刘振华爽快答应了。于是,周刚和另外10名农民工随刘振华坐火车去了哈尔滨。他和4个工友被安排到市郊一处建筑工地。半个月后,他们被刘振华用面包车拉到了黑河市北安的一个粮库。
   在粮库的工地,周刚认识了已在这里干了大半年的孙海达。比周刚小8岁的孙海达,被骗来工地之前曾在农场和榨油场打工两年,都没拿到工钱,只好出走另找工作。
   孙海达当年为了找事做,在哈尔滨火车站呆了五天。他说,当时身上没钱了,只能在车站一带乞讨。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跟他搭讪,还买盒饭给他吃,让他去工地干活,“有吃有住还有工资”。孙海达便跟她走了。
   没多久,他被“转”给一个中年男子,那人正是“老板”刘振华。孙海达被直接带到黑河市北安粮库,和其他工友一起“扛麻袋”。
   后来,孙海达、周刚一起辗转黑龙江、内蒙古多个工地,成为“难兄难弟”。和他们一起干活的,一般有一二十个工人,干的都是体力活。
   这些一起干活的工友,大多和周刚、孙海达一样,被犯罪团伙从劳务市场、火车站等地骗过来。
   比如被打断牙齿后逃跑的汤锁,原本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的敬老院生活了二十多年。2016年3月29日,他向敬老院请假去亲戚家,从此失去联系。刘振华在庭审时交待,他是在加格达奇火车站将汤锁骗走的。
   裁判文书显示,一共有52名受害人被刘振华等四个犯罪团伙控制和强迫劳动。
   其实,当年被带到工地没多久,孙海达、周刚就发现,所谓的“力工活”完全是场骗局——他们的工钱根本就没有指望。
   在几十个工友中,周刚应该是拿到“报酬”最多的。他干活力气大,还会开叉车,受到工头刘振华的“器重”。四年里,他领到了第一个月的3千元工资,后来陆续领了2千元零用钱。其他工友,有的拿过30元、50元,有的拿过几百元,更多的人从没拿过钱。
   “干了五年,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孙海达说,“老板”刘振华起初以各种借口不付工钱,后来则干脆不再解释。
   在该系列强迫劳动案中,52名受害劳工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有的来自江苏、天津等地,其中有些系智障、聋哑、文盲或流浪人员。比如刘振华一案的19名劳工中,就有3名聋哑人。这些劳工被强迫劳动的时间,长则五六年,短则两三个月。周刚和孙海达都证实,与他们一起干活的黑龙江人田海江,在工地劳动的时间有六年。
   周刚告诉澎湃新闻,在一起干活的19人当中,他和孙海达是“最健全清醒”的,尽管他曾因车祸导致二级残疾,孙海达则几乎是文盲——只读过“三个一年级”。
   逃跑和认命: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日子
   周刚、孙海达和工友们拿不到工钱,而更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失去了自由。
   在刘振华等人的控制下,工人们不能跟外界联系,只能日复一日地劳动。许多劳工想逃离,但他们首先得摆脱工头的监视。
   被骗来的工人到了工地后,刘振华会在附近租民房,让十多个劳工挤在一个房间睡。他安排监工张文辉或王友同住一个院子,院里的铁门会上锁,钥匙均由他们掌管。
   工人们干活的时候,刘振华和他手下的监工会在旁边监督。厂区的铁门一般也是上锁的,工人想逃离现场十分困难。
   有一年,工人们被安排到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采金银花、挖山药。周刚以为找到了逃跑机会。
   那天,周刚和另一工友在山上挖野生药材。趁监工没留意,他和那名工友往山下跑了40多里。周刚说,当时为了凑路费,他还扛着一袋药材,估摸着可卖得三百块钱。可就在山下卖药时,他和工友被“举报”。刘振华等人开车赶来,把他俩抓走。
   被押回工地的周刚挨了一顿打。他记得,监工张文辉用铁锹殴打,致使他腰部受伤,痛了很长时间。
   大概半年后,在化肥厂干活的周刚又尝试逃离。他从厂区悄悄出来,一路狂跑。可一小时不到,他就被开车追来的监工抓了回去。
   性格相对懦弱的孙海达也逃过一次。那时他在双城的化肥厂干活,因为“不好好干活”,他被刘振华用木棍殴打得受不了。几天后,他瞅住机会,悄悄溜出化肥厂的厂区。他跑了大半天,来到哈尔滨市区。
   那时天快黑了,又累又渴的孙海达坐在路边休息,被开车追寻的刘振华发现,抓了回去。
   孙海达说,也有少数工友逃跑成功的,但他自己“运气不好”。他记得,刚被骗到工地不久,刘振华等人就以“办保险”为由收走了他和工友的身份证。大伙没有身份证,没有钱,只能听从摆布,日复一日地重复三件事:干活、吃饭、睡觉。
   刘振华会安排人手给工人们做饭,不过伙食很差。孙海达记得,米饭倒可以“管饱”,但菜不好,几乎都是白菜、茄子类的蔬菜,难见肉腥,“跟喂猪差不多”。
   “一个月吃一次肉,每人就吃一块。”孙海达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一小圈,比划了一下。他说,到了后期,一月一餐的猪肉没有了,改成两月一餐的烤鸭,“两个月吃一次,两个人吃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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