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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谢选骏: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章立凡属于老弱病残,老弱者身体也,病残者精神也——他所谓的“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是对人类历史的歪曲,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实际情况是——弱者相互原谅但强者从不宽恕。
   
   《章立凡: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但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2019年1月12日 博讯转载)报道: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韩家鳌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被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纳粹冲锋队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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