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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官吆喝的羊群社会

谢选骏:狗官吆喝的羊群社会
   
   下文所指的“精英”,其主要的社会角色已经不是“学者”、“教授”、“知识分子”了,而是狗官甚至是棺员了——这在中国方面尤为突出。即使其他国家来的,也多有一官半职,立场自然会代表机构说话,吃人不吐骨头的了。纵观中国,谁知竟是一个“狗官吆喝的羊群社会”?羊群都说社会主义好,因为可以吃草——老毛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就残杀无数幼苗了。但是羊群知道不知道,让你吃草不是仁慈,而是为了等你们长大养肥了,就把你们卖掉,送入屠宰场公家报销!下文所指,并非“精英的自我毁灭”,而是狗官吆喝的羊群社会。
   
   《思想专制与精英的自我毁灭》(Brigade 2019-1-25 贝壳村)报道:

   
   这几天看了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些人物的文章。2018年中兴事件之后,中国媒体把“厉害了我的国”这种吹捧宣传的过错指向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虽然胡鞍钢和其他清华人物如阎学通确实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然而比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人物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一手造就了中国崛起,中国自信,中国模式,中国震撼,中国制度优于民主,这些浅陋的概念,并且还大力往外推广,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就是历史的新叙事。哪怕中国现在面临种种危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还在制造海市蜃楼:“构建理论自信的新叙事,阐释中国制度、模式和道路”。
   所以,从这两个学术机构的人员和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思想专制下歌功颂德主义者受到国家支持,占领话语权,尽管他们的思想既简陋又丑陋。因此,如果说他们是国家精英的话,他们实际上却是拍马屁的奴才,精英也就溶化消失。同时,与其观点相对的精英们,却被排挤被边缘化,也是精英落于尘埃。像这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当初是张维迎林毅夫等人成立的。张维迎最近几年发表了一些提倡自由思想言论,包括2017年的演讲“自由是一种责任”。因此他自己现在看来就没有什么重要责任在身了,尽管他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家。
   现在分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的一些说法,看看这样一个国家级别的智囊有什么高智。
   说他是国家级别的智囊,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震撼》,2011年1月出版。百度对此书介绍不乏溢美之言:“讲述的是作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该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听上去就是习近平后来上台要搞的“伟大的复兴”的范本。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3年12月5日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1年会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时,面对佐利克对中国发展模式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向其推荐了中国学者张维为的专著《中国震撼》。
   其实,中国人喜欢说五千年连绵不断文明,太夸张了一些。应该从有文字算起,大约三千多年。历史讲究“信史”,就是有东西可证明的历史,比如甲骨文。中国人也习惯于接受现成的说法,以讹传讹。中国历次大的朝代更替,都有文明遗失,只是后人又能延续一些基本的东西,再光大一些,循环往复,延续下去。比如说宋朝被蒙古人所灭,那么宋朝诗词的辉煌到现在也没法超越。当然,现代人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文化环境不一样。
   并且,广义上说西方文明也有五千年,甚至更长,因为他们把异族文明当做自己的文明的一部分,至少从文明传承来说确实如此。不论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是希腊文明,都是西方文明之根。西方人不会认为这不是他们族裔所创,就不是他们的文明。
   在这里,我详细分析一下张维为参加的一场辩论。2017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思想大会(NEXUS Conference)中有一个圆桌讨论,论题为“中国可以替代西方民主吗”,张维为是其中一员。其他几个人有:法国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Bernard-Henri Levy,美国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Wieseltier,卡耐基研究中心研究员、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畅销书《实力的终结》作者委内瑞拉人莫伊塞斯.纳伊姆,普京总统信赖的俄罗斯哲学家杜宾,美国军事思想核心人物、前四星上将Fallon,来自利比亚出身牛津的阿拉伯之春推手RIZA女士,还有保加利亚政治学家Ivan Krastev,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危机团体董事。中国最近抓的一个加拿大人就是国际危机团体派员。
   这个辩论讲话,由复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郑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张维为舌战群儒 -- 西方悲观预测已全部落空”。显然,这是极为夸张的,因为跟前面说的论题“中国可以替代西方民主吗”完全不是一回事。宋鲁郑的摘编很不全面,断章取意,大概也很符合复旦中国研究院的治学态度。
   从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录像,我摘录一下一些精彩的辩论,包含了其中大约90%以上的发言。
   这个视频也不完整,开始就是张攻击美国的政治制度,说它不能改革,中国却能够不断改革。这个其实是一种成见。事实上,可以说美国的两院立的法案,都是改革。当然,改革是好是坏,在任何国家都是有争议的。而中国不断改革,是人治导致混乱的不断改革,我把所有的政治运动,比如文革,和其他经济改革,都看成是改革,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此我就不详述了,我在批驳复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李世默的文章“批驳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此外,改革太多,违背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哲学,即炒小鱼如果乱倒腾就搅烂了。比如,牛津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数百年的世界一流大学,政府并不管它们。而中国,短短的七十年,把大学改来改去像疯子一样,却喊着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张喜欢吹嘘中国文明,这次用了基辛格吹嘘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的话。其实,可以说基辛格知道中国人心理。三千多年历史,不只中国有,想想犹太人出埃及是什么时候吧。张也引用了孔子,看不出来有多大意义。他们这个关于民主和专制的讨论,西方人也没有搬出柏拉图吗。吹得太大太远就变得务虚不切实际。
   关于中国政制如何好,他又搬出了李世默的理论,习管过上亿人,所以自然而然领导整个国家就是好的,说明他是基于“meritocracy”,即有能则仕的原则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我也在批驳李世默的文章中详细讨论过。作为反例,他说美国前总统小布施就不好,引起窃窃私语。我认为这太具有攻击性,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明他深深以为小布施能力低下,并且想当然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看的,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是怀念小布施时代的,除了打萨达穆之外,美国和中国都是安详和平的,人民感觉富有,未来美好。
   张的近三分钟发言之后,是法国哲学家Bernard-Henri Levy,中国人喜欢叫思想家,法国人喜欢叫哲学家。在法国时我也时常在新闻中听到他的名字,不过我学工科的,对他没兴趣,因此不了解。不过也是因为经常对新闻时事的关注,导致我今天愿意写这种评论。 Levy这个名字在法国就是犹太人的名字。他家很富有。他毕业的中学,赫赫有名,是路易大帝中学,哲学家迪德罗,伏尔泰,萨特都是那里的学生。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和灿烂。Levy和加缪同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出生,也做过加缪办的战斗报记者。
   Levy说他尊重,不但尊重,而且向往中国文明。我感觉很多法国人确实这样,喜欢学别的国家文明。他说他热爱中国历史中国艺术,年轻时,中国是他的一个指南针。但是他不喜欢中国的政治系统。他说他更热爱这样一个政治系统,有罢工权利,劳工得到合理薪水,有言论自由,人们免受污染伤害。他不认为每一个政制都是等价的,他相信欧洲创造了这样一个政治理念,不但在欧洲扎根,也传播到美国,传播到拉丁美洲,也被部分东亚国家采纳。这个普世理念就是自由平等,等等。今天的中国没有采用这些价值观。他会感到非常幸福看到有一天中国真的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像他年轻时看到的那样,中国人可以说有钱很好,GDP高也很好,出口多也很好,但是也要有人权。这将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三分钟英语发言还是很难翻译的,因为他的法语口音。但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激情和力度。
   然后Moisés Naím发言。他做过委内瑞拉的工贸部长和世界银行执行主任。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Naím说:“你(Levy)说到等价,但是维为没有等价,他有一个明显偏爱,他认为专制比民主制更好。他清晰地说,民主制导致坏政府,如果我没说错的话。现在世界有很多人生活在‘坏政府’的治下,就是民主政府之下,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试图把他们的模式出口到别的国家,在别的地方复制中国模式,那么,你会建议你的政府走向世界并提倡你认为的好政府,就是较少民主或者没有民主的那种政府?”
   张的回答令人失望,”实际上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民主“。他说西方国家多党制民选民主不是真民主。真民主更重要,是关乎教育(好像中国教育多好似的),重要的理想,等等。这叫做什么逻辑。又说起孔子。Naím一脸错愕。又说什么减少贫穷,增加就业,治病之类的话。让我想起咸亨酒店低语嘟囔的孔乙己。
   Naím说:“你建议世界走这条道路,像Levy说的压制人民(指罢工等权利)?”
   在Naím的追问下,张终于说“习近平说中国经验可以提供完全另类道路,对于那些想快速现代化和完全独立的国家”。我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搞一带一路大撒币主义,想把一些国家“快速现代化”,尽管人家已经现代化了,像希腊葡萄牙,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三倍。在北京上海这些官僚和学者眼里,仿佛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穷国,需要他们拯救。
   Ivan Krastev, “我们的谈话,你说你好,我们说我们好,这样谈不好。西方民主的社会问题是我们失去了对其他人的好奇心。每个政治系统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功的。我们忘记了民主的真正优点,民主给了这样一个机制让人们可以反应。民主并不是因为做正确的事而著名,它著名因为人们可以换掉他们不喜欢的政府而不诉诸暴力。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现在也许还好,基于它难以置信的经济表现。如果经济不好,这个系统多强呢?如果我们严肃点,我们就得考虑系统在两种情况下的脆弱性。否则我们就陷入修辞的故事。”
   张没有回答。不得不承认,这个保加利亚人英语口音也挺难懂,他说得也在理。好在Levy发言了,最吵的一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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