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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支那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的

谢选骏:你们支那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的
   
   1970年代有部抗日电影里,一个翻译官请教倭寇的“太君”说:“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用翻译呢?”那个小倭寇告诉这个汉奸翻译说——“你们支那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的!”
   ……
   战胜了清国和俄国的倭国日本开始自大而自称“大日本帝国”了,拒绝外语,于是产生了“你们支那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的”的骄傲。但在二战战败跪地求饶之后,倭国岛民开始热捧英语,于是“我们支那人终于理解了倭寇民族的情感了”——大“和”和“倭”寇,本来就是一个共同岛语的不同汉译。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负才是决定价值观的基本元素。只懂数钱的支那贱人是无法理解华夏贵人的情感的。

   
   《清议报》是保皇会在日本筹办的第一份机关刊物,先后设有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栏目。
   
   支那人(假名しなじん,平文式罗马字shina jin),是近现代的一种针对华人的歧视语,为持有反华立场的人士所使用。与黑鬼“Negro”类似。该词在历史上无冒犯成分,因二战期间在日本涵有日本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而带上贬义意思,二战后结束后,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调查指出“支那”称谓含有贬意,当今大部分中国人会被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冒犯。
   支那一词源于印度,原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可能源于汉字“秦”或“晋”,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并在明治维新之后由日本传回中国。该词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为讨论民族性、国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启超及严复等对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进讨论。晚清知识分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民未有共识,但已有相当流行。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减少。 在甲午战争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为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支那人一词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优越感及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1946年二战后结束后,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调查指出“支那”称谓含有贬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开场合使用该词,同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国内公文书中不可使用支那一词,有日本学者宣告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
   在印尼,由于有许多印尼人与印尼华人认为“支那”一词是贬低异族与种族歧视的象征,因而采用“中华(Tionghoa)”,当地部分华人团体也积极消除“支那”一词。苏哈托政府当政的年代,反华气氛浓烈,“支那”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中华”的称谓。
   今除石原慎太郎(石原因公开使用这些名词而被专门从事中日研究的约克大学教授傅佛国(Joshua A. Fogel) 点名批评为“麻烦制造者”)等日本右翼团体外,日本官方及民间主流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两词。日裔加拿大历史学家若林正(Bob T. Wakabayashi,或译若林忠志)指出,日本战败后有两类日本人继续使用此贬义词——教育程度低的或者积习难改的老年人。
   近年来部分对中国大陆带有敌意的台湾及香港人士会称来自大陆之人士为“支那人”、“支那贱畜”;部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台湾及香港人士会称其为“支共”。
   
   历史
   满清时期,知识分子在讨论超越传统族群概念的汉人、满人等,以寻求国家界定的国民性及民族性的讨论中,支那人一词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
   当时东亚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日本与支那人种关系及理论,在中国的“日本化”学习亚洲现代性时期,是极为复杂的中日之间互动历史现象,包括支那革命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如梁启超以黄种与白种人的异同来鼓吹亚洲黄种人合作的必要性;其于日本筹办的第一份机关刊物《清议报》先后设有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栏目。梁启超于该报第一册中说明办报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聊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899年《清议报》中梁启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国家,安得有国家思想”一言开启其对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论支那的命运〉做译释。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气质》(涩江保日译版书名)一书,因谈及对国民性的探讨,引发了如鲁迅等对该议题的思辩及有关国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
   晚清知识分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名的讨论中,并未取得共识,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是相当流行的作法。康同璧曾于二十世纪初自称“……我是支那第一人。”直到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
   
   日本统治时的台湾
   至迟于1896年9月台湾总督桂太郎已于府报开使用“本岛人”一词称呼台湾人——根据《马关条约》(日方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第二条清廷割让台湾等地予日本帝国。同文第五条,日本同意台湾住民于该约生效两年内自择国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选择离开台湾,留下的人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行政上,台湾总督府从1895年(明治28年)起即于各种公文书(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发行的《台湾总督府报》等)开始以“本岛住民”、“本岛人”、或“台湾人民”等词称呼原居台湾的各族群,民间亦随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岛人”一词最为通行。在户政上,以“中或支”为支那人或中国人,有别于“福”(今台湾福佬人)或“广”(今台湾客家人)及“汉”(其他汉人)。行政上,为管理乙未割台后赴台的清国工人,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发布《支那人上陆条例》,对其作出规范。1896年发布《清国劳动者取缔规则》,1904年再制定《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根据上述条例及规则,到赴台劳工需先从其劳动承包人之处领取渡航证明书,在台湾上岸后从警察局换取上陆许可书,至返回中国时再行交还。
   1898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的“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进行关于土地的旧惯调查,并将调查资料均收录于《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公文类纂》内。1900年,日本法学者冈松参太郎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编成《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当中记载:“今所谓台湾土人,皆是来自中国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约可分为泉州、漳州及广东人三种。其人种之差异,多少由于言语风俗不同。”
   日本历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说,“(台湾以)支那人种占绝大部分,支那人种又可分为二, 此种分别不是人种学上的区别,而是历史、社会因素导致的分别,而几近于人种学的分别。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区之移住民,通常被称为福老,或被称为闽族,约二百四十余万人。另一是广东附近地区的移住民子孙,一般被称为客家,或被称为粤族,其数四十余万人”。
   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席众议院委员会时说:“统治台湾的目标是使新领土的人民‘浴于皇化,成为真的忠义之民’,但是这里是有近三百万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说台湾就是台湾,有独自的特色”,并作出“台湾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后才能将其固有特性化为能负征兵义务的忠良之民”的结论,以利未来将“本岛人”、“支那人”化为日本“皇民”。[36]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标在于改造台湾清朝遗民的民族固有特性,对少数民族以及殖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
   由于台湾经历过受压迫的殖民地经验和地缘政治,一些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如廖文毅因而主张当时的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与“支那人”不同的民族。
   
   中华民国成立后
   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统帝退位,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文本往来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共和国”的名称,但日本只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国”字样。
   1914年,汉奸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计33次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人上书北洋政府,要求日本不得再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1941年,“东亚问题调查会”编辑、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传》、北平支那研究会编的《支那官绅录》、东京泰山房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辞典》及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的《支那现代人名鉴》,介绍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政权、蒙疆自治政府等方面领导人、民主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6年,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于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日语: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通令全国官民,媒体、教科书、公文、公务员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对中华民国统治之下的国民称呼全面改以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反映1920年代台湾人民族运动的转化过程中台湾人民因诸多历史结构因素(包括日本以“台湾人”称台湾岛民以区隔开中国大陆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词成为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用作分析台湾与中国不同的语汇。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后,部分台独人士把蒋中正、蒋经国等称为“从中国大陆败逃来台湾的支那人”,认为其政权是“能抢就抢,集中台湾人的财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彻底破坏台湾人的奉公精神。”
   学者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即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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