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理论上成不成立是个哲学问题，不是科学！ /孙丰文集

   实践中能不能出现“一国两制”这种局面却是个实际问题。“一国”之做为思维的前件是实际的，做为观念是实的，不是形式的，不是逻辑的。就如同空的库房，对于要存放的东西绝没有招架与还手之力，只能接受，任由主体随意地往里装往里填，什么“阿狗、阿猫，什么一制、两制，乃至三制、四制”，只要老邓想往里装，社会只能是来者不拒。


   社会的制度所关的是事实。而凡事实都是对“理”的实现。因而社会制度也还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并且因凡“理”都先于“事”，因“事实”是“理”的实现。虽然我们对“理”的发现在后，但“理”并不依我们是否发现了它为存在，我们发不发现它，它都早就那里了。例如：“相对论”是一个理，这个理直到二十世纪才由爱因斯坦所发现。可见“理”的被发现，或“理”的是否能被发现，并不以世界或宇宙的是否形成为先在条件，即使没有世界没有宇宙理也照样早就在了。人知不知道某个“理”，“理”事实上也都已在了。有某理并不一定有该理所关乎的事实。所以只要“理”就是空的，不是实的。“理”既是空的，所关乎的就只是真假、对错，不是实际的对象。


   社会的制度是实际的，实际的事物所关乎的只能是成败，而非真假。


   因“理”不是实际的而是空的，所以只有真假性没有实在性。真假是关系，不以“成败”为价值值。社会的制度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就必以成败为价值值。所以一国之内能不能两制并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既是实际，又是真际，是两个不同值的问题。实际关乎的是成败，而理论所关乎的是真假。


   老草根如此处信心满满说：杀人魔王邓小平牙根就没缕清——社会的制度其实既是实际，又是纯粹的理论。这同一个命题所蕴含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死后毛泽东思想被邓小平理论所代替，可邓小平既不能理也不能论，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是奠基在经验上的，以功利为活动目的，所争取的是实际上的成功，不是道理的真假。这老邓又富于机智，应变，果决，且抓大放小，他只讲究实际不图虚名，他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实干家。但无论如何他也说不上是真懂理论。因《共产党宣言》所鼓吹的是如何去求取成功，《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是以功利为最终目的的一种宣传。所以以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是如何求取成功，并且他们的“成功”还必须在我。因他们关心的只是成功，邓小平就把国家理解成一种制度两种制度皆可装的库房。这是他所以提出“一国两制”的未从自觉到的心理依据。


   这是因他从未思考过“制度所加之的对象是什么”？没有这样的思考，他当然只能围绕着“成功必须在我”这个意志来活动。因而不论是毛、邓、江、胡、习…他们所能有的仅只是意志，只运用意志而不应用智慧的人就是强人！当然毛与邓两个人都有很高的智慧，可他们的个人智慧只围着“成功必须在我”来运用。他们的成功在内容上就是如何夺得国家机器，这样的成功在性质上就只是破坏而非治理。他们在成功地夺了政权后其观念并没转换到治理上来。所以他们在国家治理上所贯彻的还是“成功必须由我”，当然就意识不到社会制度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在习近平身上表现的尤其典型，他的全部活动所贯彻的都是“成功必须在我”，他根本就没有社会的制度是个纯粹理论，而理论只有真不真、对不对这样的的意识。


   其实李自成、洪秀全都有过“成功必须在我”这样的意志，并且也取得成功，也辉煌过。可这成功只一眨眼就失去了。因他们的成功只是在破坏一个旧政权方面的，不是关于如治理国家才是最恰当的理论。他们不知如果没有德，即使成了功也不能守之。因为有效于成功的，既可以用机械力来夺之，也可以通过仁德得道多助之。明白了这层关系，就知只有使用智慧，才能构造出无矛盾的制度，只有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制度才能在时间里经受检验(即无为而治)。


   十月的炮声肯定算得上是巨响，是成功了的，是震动了整个人类的，对此我们不与习包子讨价还价。可社会主义做为制度在“理”上根本就不具有真值性——它只能满足强人的个人欲望，却不能适应于人的生存，在非人性的制度里人无法往下存活。这是列宁与他的伙伴们都只知用破坏为手段来抢夺一个政权——在抢夺上他们是成功了，但在治理上却失败了。他们不知制度不只是用为实践的实际力量，同时也还是纯理论上的真际。没有真际的背后支持，再强大的实际也不足以守之，必败之。还在1918年，病危中的普列汉诺夫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于4月7日至21日向自己的知己好友列·捷依竒口述了政治遗嘱，由列·捷依竒秘密记录。后又由尼·尼热戈罗多夫所秘密収藏。他的预言苏共的必定崩溃，在如约一般的1991年实现了。1999年的1月30日，由遗嘱保存者发表于俄国《独立报》。2000年中国出版汉译本，此遗嘱保存在俄·利佩茨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

   我们须知普氏是在1918年4月，即列宁和他的伙伴们正春风得意夺得国家政权之初他就看清了俄共刚刚取得的“成功”将亡的时日，列宁党的必然失败这个下场是列宁日如中天时由普列汉诺夫所洞见到的。预言的期限是那么准确，他所依据的是什么呢？


   就是普列汉诺夫既把“社会制度”看成为实际的规范国民的强制力量，又把制度看成是纯粹的理论。并且自觉到实际的制度是用为贯彻的，这是制度的功用。而纯粹的理论虽是空的，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真际性——是真理的理论在背后支持着实际的制度，制度才能适应于人的生存，才有社会的必然的健康与安定。


   其实社会只有个健康不健康、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并没有稳不稳定的问题。制度的健康或合理是因，它的稳定是果。

   毛泽东私邓小平犯的是智慧用错了方向，而习近平却是个只有意志却没有智慧的人。意志是用来肯定与否定的力量，智慧是用来认识道理的真假的。智慧调整和校正意志，意志来贯彻智慧。李锐老人以组织的名义考查过习近平，他的结论是习近年只有小学文化，其实即使习近平若受了正规与系统教育，也不能升任元首职务，他的问题是在本质上是个不教竖子。怎么教育也无法通过剌激激活他的认知力，因他没有认知力。
（2019/01/20 发表）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