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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以及再次发表的原因

我以陈智淙的名发表的《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为什么要重新发表这一段文字呢?
    也许被认为是与薄熙来有关,其实,这不尽然如此。
    1、主要想通过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来控诉与揭露毛泽东的罪责,与中共推行的毫无道理的父爵子承的封建的人事制度。习近平就依靠这样的制度,一步步地登上了中共的“核心”领导位子。我在《司马泾 民主中国宪法设计》〔1998年2月〕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永远无法逾越绝统治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一铁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永远无法解决如何选拔接班人的这一难题,绝对统治是永远也选拔不出具有领导能力的、有威望的接班人。”
    2、是想通过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来向中国人宣传一下德国法哲学家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因为在即将刊出的《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全文的重心-评判中共引爆的国共内战的历史意义中,我们还得应用它。

    3、是想通过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来表达我对于未来民主中国宪法法院的大法官的来源的极大的忧虑。正是出于此忧虑心,我就把我己完稿了的《司马泾 民主中国宪法设计》尽早刊出,想引起更多的年轻人来关心宪法,关心宪法法院,关心宪法审查,为了中国的未来,向德国宪法法院学习和研读德国哲学、法律、法哲学,立志做宪法法院大法官。按我当时的算计,全国至少需要一百名正式、三百名预备的宪法法院大法官。而直至今日,在海外我未能找到一个这样能令人满意的料子。二00四年三月中共召开了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又一次修改了宪法。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并以仅二票弃权外高票通过。我断言,在“私有财产”之前加上“合法的”这一限定词,是违背法理原则的,是不合理的,必须删去。当时就写了《孟泳新:一字千金还是一纸空文》一文。我早就分析了德国、俄罗斯、中国三国法律教育的变化,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派了许多人来德国宪法法院学习,而中国比俄罗斯还要愚昧二十年。只要我们坚持宣传和鼓励,中国年轻人一定会奋发图强,迎头赶上来的。因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必尽是属于他们的。
   孟泳新 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
    在此我们提出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问题供大家来思考。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可谓是一波三折,必定会成为经典历史疑案之一。
    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院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北方局刘少奇建议中央批准的决定,索取“自首书”,签名打手印,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 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出狱“抗日”去了。薄一波在1943年曾向毛泽东说过这段往事。毛泽东当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李维汉回忆说,七大时毛曾提议薄一波出任中央委员,陈赓 认为薄一波从北平反省院出狱,属变节行为,不宜升任高级职务。毛不仅不采纳,反而进一步推举之。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 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薄一波等人自守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 同意,背了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狂潮。
    鄧小平指出,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 道的。中共中央組織部于1978年11月20日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 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中共中央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徹底平反。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不是叛徒”,到“是叛徒”,又转到“不是叛徒”。
    主流媒体公众與论亦跟随着一波三折,否定,肯定,再否定,似乎天下没有公道可言了。
    查了网站持异见者惟有,恽仁祥(他的亲人恽雨堂是陈云的入党介绍人)于乌有之乡上发表的“关于“刘少奇叛徒案”拾零。”(2008年2月)萧武 于六十年代网上发表的 “评陈云在否定文革中的恶劣作用”(2011-9-1)指出,“ 陈云讲了“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因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因此,即使写了《反共启事》也不是叛徒。“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高层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阿波罗新闻网2010-07-15)类似的问题有,章敬平:“1944:战死,还是投降”(2011-10-26 )等。
    我们按照阿列克西提出了一个衡量法则理论来进行证辨性论证。
    “因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因此,即使写了《反共启事》也不是叛徒。”
    “按诚信原则,写了《反共启事》就是叛徒。”
    严格上讲,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一般是不能作为法律的。但在这里充其量,就把它视为一条法律,甚至于一条法律原则吧。这样就构成了我们要讨论的《审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一案》中最核心的对立双方各所持的法律原则,并成了一对原则冲突。正是因为这一对原则冲突造成了“是叛徒”与“不是叛徒”的纷争。
    所谓的原则冲突是指当某一情形依一原则受到允许,然而依另一原则却受到禁止。规 则冲突包括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应首先适用协调冲突的基本准则: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在同一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特别法优 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在第 二种情况下,则需要对冲突的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对此,阿列克西提出了一个衡量法则:其意是说,两项原则出现冲突时,其中的某一原则必须退让,但必须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衡量,且此种退让并不意味着该退让的原则被揭示为无效,而只能说在某一个案中,某一原则优先于(prior)另一原则。
    “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和“诚信原则”在这“六十一人案”上产生“原则冲突”。若按“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诚信原则”是上位法的法律规则,则可以確定,六十一人就是叛徒。若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衡量吧,如果将“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 这一原则决定为优先于(prior)另一个原则“诚信原则”,那六十一人就不是叛徒,如同鄧小平陈云所干的那样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徹底平反,但是共产党就得担当起不是一代,二代,终生的,而是“历史的” “共产党是不讲诚信的党”的骂名吧,这样的“不讲诚信的党”,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莎士比亚讲, “失去了诚信,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硬着陆会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鄧小平陈云却偏偏要硬着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诚信原则” 这一原则应该优先于(prior)另一个原则“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
    我们的结论,写了《反共启事》就是叛徒。叛徒就是叛徒,没有假叛徒的一说。
    我们对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处理的意见
    (1)毛泽东的罪责
    尽管毛泽东抛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时的结论“薄一波等是叛徒”和我们上面通过证辨性论证得到的结论“薄一波等是叛徒”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但毛泽 东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处理和我们按“以人的尊严为本”理念的处理是有根本的区别。按我们的理念,毛泽东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行为。
    ①毛泽东的文过饰非的罪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关键性的证据就是中央原来的档案(中央批准“叛徒案” 的档案),在这份档案上是谁签的名,毛泽东的签名在不在档案上。胡锦涛,十八大以后的习近平应公开这份档案。即使不愿意公开这份档案,或者说违法销毁这份 档案,我们己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毛泽东批准了刘少奇北方局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和周恩 来是签了名的。至于《反共启事》、《自首书》、《出狱手续》对于国民党的监狱作为当年人的常识是一样东西的不同的叫法不同的名称吧了。作为这样的建议批准 者 的毛泽东就能脱了干系吗,能象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的《薄一波、、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讲的那样,“是张闻天 同意,背了毛主席干的 ”吗?这文过饰非就是毛泽东其人的卑鄙的人品所定。
    ②毛泽东的居心险恶的企图。“毛泽东以刘少奇包庇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為突破口,借此证明“ 刘少奇不仅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义組识路线”(康生的话),进而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和“投降納叛、結党营 私的资产階級司令部头子”。 ”毛泽东将三十多年前的陈迹旧案来证明仅是幼童才会相信的谎言,抓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一大帮。毛泽东其实本人也不信这,毛泽东将饶漱石打成高岗、饶漱石反 党集团,而饶漱石却是刘少奇的部属。什么叫资产階級司令部或者说反党集团?如何作法律上界定?至今也未见之。
    ③毛泽东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处理上利用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前几年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搞的重庆黑打模式由此学来的)严重侵犯了当事人 薄一波刘少奇等人的程序性基本人权,严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法的不溯既往原则,司法救济权与诉讼权,公正审判权等等,甚至犯有酷刑罪的嫌疑。张扬暴力,非 法羁押,任意拘禁,严刑逼供,秘密审判,株连无辜。
    (2)刘少奇的罪责  
    刘少奇在“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这一案上是无辜的。既然无辜,何来罪责呢?我们经过反复的推敲后,还得使用罪责二字。有兴趣的还可参考,宋永毅: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杨学武:刘少奇是被谁打倒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3/1)
    ①主导造神的罪责。正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率先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其至尊地位,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 权力。杨学武一文中说,“随着中共打败国民 党、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威望更加如日中天,刘少奇当年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随之“扩大化”到武装全国人民,以至于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十亿人的大脑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于是,毛泽东成为万万不可不可冒犯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万万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于是,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谁就是“反革命”,谁就要被“打倒在地”——轻则批判,重则坐牢甚至杀头。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等人,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胡风等人、 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彭德怀等人、反右运动中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无以计数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获罪而“罪该万 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少奇应该负有间接和直接的重大责任,这是“是耶”,并非“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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