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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还是“没有宣战,何来五四?”

一,引言
   1,必需批判中国共产党一战百年纪念中的一个主线条一一徐国琦的“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论。
   二周前,国际上热热闹闹的一战百年纪念活动结束了。其实,至少在2014年前共产党宣传部就已经为怎样纪念2018年11月11日的一战结束百年活动而积极谋划,特别重要的是必需确定一战百年纪念中的一个主线条,这一主线条必须要能向国内的百姓,又要向国际解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更要解释通一战与五四的历史,五四的历史与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的关系,也就是有人所说的,发掘和探讨一战改变中国历史格局和走向的历史逻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发现符合所有条件的绝佳人选一一徐国琦。因为徐国琦有一个完整接受的共产党洗脑的经历,又有一个华丽的外衣一一哈佛博士境外教授,更主要的是其有一整套与共产党的所讲“历史逻辑”完全合拍的“最新学术成就”。
   2,徐国琦是何许人也?

    徐国琦 1962年生,他曾师承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并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过几年,留学哈佛后,拜入国际史权威入江昭门下攻读,取得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其哈佛博士论文《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是中外学术界首次从国际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对一战的重要性,并设专章强调华工问题。其研究成果被一战史权威温特教授收录进新编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为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定位确立了坐标。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引自于网上)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1934年10月20日-)出生於杔京都,畢業於成蹊高校後1953年取得獎學金前往美國留學,1957年畢業於哈弗福德學院,1961年再從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1961年起擔任哈佛大学講師、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助理教授,1968年成為羅徹斯特大學助理教授、1969年成為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71年同学校教授、1989年成為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専攻是美國政治外交史,並且在1988擔任第一位日本出身者的美國歷史學會會長。早在1978年就任美国外交史协会(SHAFR)主席时,便倡导以文化为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史。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主席之际,他更是倡导美国历史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了以《论历史学的国际化》。(引自于网上)
    二,徐国琦有哪些最新研究成果?
    1)推销他老师日本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国际史研究这一新方法
    徐国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中说,(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46页。)
    “要正确全面理解一战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跳出上述弊端,寻找一条新的研究方法。窃以为近年来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日江昭(Akira Iriye)身体力行且运用达之化境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便是我们应该用来重理中国与一战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国际史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研究法,它超越了传统外交史一味强调政府之间的通讯、谈判等限制,把文化、社会思潮变迁、个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国际史与传统国别史政治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超越国界,侧重于多层次对话,并以整个国际体系作为参照系。
    本文认为,我们只有运用国际史这一新方法,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才能真正还一战与中国关系这一重要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
    2)提出所谓“外交政策群体”这一词,
    “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
    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
    徐国琦并讲,“他们生于忧患,比起著名诗人T.S.Eliot笔下的欧洲那种“两个世界的彷徨者”(wanders between two worlds)来,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等领导的新中国人更负使命感、危机感,他们敢于直面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敢于并善于对旧文化、旧秩序、旧的国家认同宣战,力图改变中国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命运。他们的理念支柱是中国的国际化及中国成为国际的平等一员。”
    3)提出梁士诒“以工代兵”计划是中国参加一战的标志
    徐国琦讲“为了参战,梁士诒以其商人的精明、政治家的敏感及外交家的高瞻远瞩,甚至在1915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意图在中国正式参战之前能够同协约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联系。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虽有其个人盈利之嫌,但此一构思并成功付诸行动实乃先进中国人寻求加入国际社会及国际化的一个创举。其意义远非14万华工赴法同英法美联军并肩奋斗所能概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始。”
    4)提出了徐国琦对中国近代历史演进过程的历史学的探索
    徐国琦在《“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徐国琦教授访谈录》2011-09-25说,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有关中国与一战关系的重头著作。因此对中国与一战的互动缺乏实质了解。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书名叫“China and the Great War”,出版后在西方引起极大震动。2008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为《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化》,被纳入“西方经典文库”系列。该书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对一战的重要贡献;二是阐释一战对中国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列强无暇它顾,给身居边缘及不独立的中国,在外交上提供了转圜的余地。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为了同欧洲强国争夺国际关系的执牛耳地位,提出许多对中国等边缘地位的国家有诱惑力的主张。例如其鼓吹民族自决公平外交的14点,公理战胜强权等,这些很能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的言论,也给中国争取打破枷锁,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根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外交充满了理想色彩,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及西方身上。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都曾大喊威尔逊是世界上头号大好人!遑论其他人了。遗憾的是,在巴黎和会上,公理并未像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战胜强权,而是一切照旧,强权即公理。山东问题未得到解决,列强仍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对中国片面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总之,中国还在边缘煎熬,何时能取得独立地位,仍是未定之天。巴黎和会带给国人的教训是,西方靠不住。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陈独秀,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感到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救国良方。源于西方但反对西方正统价值理念的一套意识形态及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引起许多激进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基于这一理论之上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也因此成为仿效对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如是说。从此,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认同,成为部分中国人的建立中国独立地位的法宝。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及艰苦卓绝的追求,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同西方理论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结为连理。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许多地方徐国琦胡言一通,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甚至魔语邪说,对错混杂,鱼目混珠,使人难以分辨。限于篇幅,只能就上几点略加评说。
    三,对徐国琦历史认识观的批判
    1)其实,目前世界上对于人类应该怎样来认识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说和史学观念,因为人看问题的角度,注重点,出发点,等等尽不相同。就日江昭而言,他喜欢从文化、社会思潮变迁、个人情感等因素、特别是如非政府组织如奥林匹克运动等方面加以考察,研究。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论域是什么?如果是怎样看待欧州社会近代一战二战历史,寻找未来的总趋势,那就必需要以当代的极权主义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为指导,而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就不管事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连二战中日本为何要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结盟发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的背后的根本原因都避而不谈或还是讳莫如深,这样的国际史方法治下的一战二战历史研究会给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什么样启示呢?!就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从一战二战到内战、四九年共产党建国、镇压历史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灾害、文革、八九六四惨案,直到今日,那日江昭的国际史方法就不管事了,唯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斯大林在中国的“儿皇帝”,毛泽东推行极权主义,方可以理解这中间全部奥秘。如怎样看待国共内战,《斯大林谋略的成功就是毛泽东“一边倒”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我发表于2013年4月17日的一篇文章。孟泳新《二零一八宣言》附文讲,欧洲议会历史性宣言事件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历史“标杆”意义的经验和榜样,也就是这个意思。
    2)在讲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这一点时徐国琦列举了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这三个人名。梁启超,那是我多年所推崇的。但要说排第一的陈独秀,那就严重说明了,徐国琦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一个自《史记》(可能还要早)起就有了的古老而又重要研究议题即“如何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这议题一点都不明白,可能连听都没听说吧。难免会出此笑话。陈独秀成名主要是在一战后,尽管一战时他已是个大活人了,但可惜没有进入“中国参加一战”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记载之中,而是记载在紧接“中国参加一战”的接下来“巴黎和会一战结束五四运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记载之中,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记录、历史的研究、历史的意义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与矛盾。就拿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记录的差异与矛盾而言,有许多原因,但有一点原因就是否有历史的记录存在,是记录在何处,这就要靠后来的研究人员去探求的课题。在北洋的研究中唐启华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形容自己十几年来找寻材料的艰辛。如果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的记录,如林彪外逃事件中有许多极关键之处我认为就属于这种情况或当时留下记录因某人为某种利益已将之遗弃而成了悬案,全当如此时,那我们后人又如何地去评判此事呢?这都是我们后人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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