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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巨人 政治小人

一,引言
    11月03日博讯登了殷瑞安《金庸梁羽生都是不孝之子 这种出名宁可不要》一文。文章很短,仅仅几行字,全文抄录于下:
    “金庸梁羽生在港台出名是靠书写得好,但是在大陆出名却是靠不孝。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点,两人的父亲都在解放初镇反时被杀,但是他们都“大义灭亲“和杀父者亲密合作。
    常言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金庸梁羽生忘了杀父之仇,都是不孝之子。
    靠老爸的命换名利,这种名利宁可不要。”

    按我的看法,此短文自不能算论述、论证和立论型的论文,但它明白地表达一部分公众对刚刚仙逝的金庸一生的总评价。自然这一总评价,是否妥当,是否确切,特别是,若站在整个中国民主运动事业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千年历史的角度来应该如何评价金庸一生,这一部分公众对金庸一生的总评价,那就更值得每个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深思的了。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金庸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时,他对其父被杀一事如此轻描淡写了事,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犯罪。
    我们分析问题,不仅要看讲的什么话,更要看,①是对谁讲的这番话?②是谁讲的这番话,他是干什么的?③他是在什么样背景下讲的这番话?这番话表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这三个问题来分析,方能得出完整与正确的判断。
    二,对前两个问题的分析
    1,先分析第一个问题,对谁讲的这番话?
    大家全知道,此话是金庸对邓小平讲的。这就表示,说话的严重性、重要性,决不是金庸对自家的子女聊家常时随随便便,而是非常正式的场合下说的,对双方都是极正式、极重要的,甚至对任何一方来说事先都需化了不少时间与谋士秘书商议如何谈、谈些什么、怎么谈、对方有哪几种反应。.而且需要按排专门的书记员负责速记等等。
    而邓小平却发现,一个与共产党有最大仇恨的名人却能如此健忘,喜出望外,邓小平错误地以为金庸是所有这类人的代表哪,全国所有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人都是认同、拥护共产党的,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地向前看,还都能「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呢!
    2,再来分析第二个问题,是谁讲的这番话,他是干什么的?
    大家全知道,此话是金庸讲的。如果金庸是一位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植物学家,或是个一、二十岁的小年轻,那道是情有可源,没有什么“耗子向猫要肉吃——稀奇”的了。
    可金庸是何许人呢?他与共产党及中国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人物,请看四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31日转载的一篇文章,《金庸曾准确预言老邓复出 靠读书掌历史规律》。文章写道,金庸“原来曾大胆预言,在文革被打倒的邓小平,一定会东山再起,结果给他言中。
    话说当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三次被打倒,落难江西时,金庸在《明报》上大胆指「邓小平一定会东山再起」。后来,邓小平果真的第三次复出。
    1981年,金庸到北京获邓小平接见,成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的第一位香港人。据说,在见邓小平之前,金庸当时已预测,中国政府一定会收回香港。果然,1982年,中国政府就正式宣布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
    金庸曾表示,所谓预测其实也只是碰运气罢了。内地媒体则指,金庸之所以预测那么精准,是因为爱读《资治通鉴》。金庸曾说:「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第二个证据是,百度百科的评价。我们可从金庸的百度百科生平介绍中,摘出一部分如下。
    据百度百科职业项目被誉为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毕业并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5年至1989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2007年11月,应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大)主持讲座,题目为《中国历史的大势》,并出任中大文学院荣誉教授。
    2009年受聘中国作协第七届名誉副主席 金庸坦言非常高兴。
    第三个证据是,据2018/11/05,网上文章《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写道
    “1999年金庸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分,在一次研討會中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當中有段話惹怒不少有識之士,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幾句話最多人引述: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可是,較少人完整引述他及後所言: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捨是極困難的。
    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織,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能說的。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筆者將整個講話重看一遍後,看法稍為有別於那些激憤反應,基本上金庸最玩火的那段話,是刻意「講空話、講廢話」,空話、廢話之後的才是真話。
    金庸在耍文人咬文嚼字的小聰明,他標題玩了個技巧,開宗明義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把香港、中國先後分開來談。
    先說香港人生活在政府不能干預新聞的社會,只有公司老闆可以,隨即說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服從黨,不過要有分寸。金庸再一次流露現實主義價值觀,包裝背後要跟中國人說的另一些話。說實話,當時江澤民治下,「中國」新聞工作者有可能不服從黨嗎?說的通通是「空話」,金庸自己說過,連美國也管不了中國,管中國的都被打走,到底中國新聞工作如何,他更加管不了。”
    其实,对金庸的新闻观、媒体网站的公共任务是什么和每个媒体工作者要遵守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准则等等,该文的作者,以及香港大多数媒体从职人员都是说不清楚的,金庸那是更糊涂了,究其缘故,主要是由于政治历史的遗传,(而并不是那个当今的人的作为所成)可以说,香港所有的媒体从职人员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否遵守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准则,香港所有的媒体都执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秩序下的媒体网站“一切由主编说了算”的制度,至于主编又听从谁,全是听共产党的,而全党又是服从于一个人造神,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大多数媒体从职人员都分辨不出其与自由民主制有何区别。请阅读一下《二零一八宣言》就明白了。
    第四个证据是,金庸死后二岸三地、海外华人世界、及国外媒体的评论和评价,都认为,金庸是写作了数量惊人的武侠小说后,成功地华丽转身,由记者,转作者,又转社会人物,再转政治人物,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此四个证据,任何一个人都会得出,金庸是位政治人物的结论。
    3,介绍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
    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以前,先来讲一讲,第三个问题中包含的二个子问题,即一个子问题是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这番话?另一个子问题是此话表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两个子问题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可以用这样简单的逻辑关系,由他是在此背景下讲的这番话(第一个子问题)可推断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二个子问题),也由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二个子问题)可预料到他是在此背景下必然讲出这样的话(第一个子问题)
    由前面一句话,我们用第一个公式表示,第一个子问题⇀第二个子问题
    由后面一句话,我们用第二个公式表示,第一个子问题↽第二个子问题
    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新公式第三个公式
    第一个子问题⇄第二个子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把这两个子问题视作为我们将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下面我们就运用一下此新公式《第一个子问题⇄第二个子问题》,于分析邓小平在1981年接见金庸时必然是这样说的。
    据下面的一段报道:这是邓小平说的话
    1980年3月,距离反右运动二十三年,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也就是说,邓说:反右没有错,是必要的。
    我们的分析推理如下。
    1980年对二十三年前反右运动邓小平在此背景下讲的此话(对反右运动的第一个子问题),我们就可推断出邓小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反右运动的第二个子问题)。这里我们用了一次第一公式《第一个子问题⇀第二个子问题》,至于邓小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这里暂且不必去深究,留到以后再议。
    一般讲,每个人思想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此变化尽管有些人变化很大,有些人变化很小,但是有原因(如读了一本新书受到的教育,或通过与某人一次交谈后的反思等等)、有结果、有规律可循的。但从1980年3月邓小平讲话到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这一年多一点,由资料表明,邓小平这样大的年龄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了。
    故我们运用一次第二公式,即是,由邓小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二个子问题)可预料到邓小平是在此背景下必然讲出这样的话(第一个子问题)。邓小平在接见金庸时的表态,是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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