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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

一,引言
   要讲清严家祺思维方式的本质,我们按习惯先将严家祺思维方式划分为几个学科,再按各科来分析之,最后将之综合地评判。一般人,包括严家祺本人也将自己划为政治学领域。仅仅是这样的认识,对我们研究严家祺思维方式的人来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政治学中所有学者是按观点或其政治哲学的不同常常分成几个不同的学派,子学派和子子学派。这样,我们可从调查严家祺的全部著作,就可以明确无疑地将严家祺划为科学主义政治学的一大类,王沪宁也是属于科学主义政治学的一大类,但与严家祺来讲是属于不相同的小子学派的而已。这样我们若要讲清严家祺思维方式的本质,从学科的眼光来看,就得将它分别于一般政治学,科学主义政治学,科学主义政治哲学这三个学科来分析之。但若要指出严家祺思维方式的本质的错误之处,特别是要指出严家祺思维方式科学主义的错误的话,那就得从研读哲学,在分析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间的争斗后方能得出你所希望的结论。这就是说,要讲清严家祺思维方式的本质,就得从一般政治学,科学主义政治学,科学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哲学与哲学史这几门学科的各种不同的角度层次,为了使大家能清楚地认识观察分析一篇有知识的或值得大众去思索去回味的文章或一个思想的角度层次,我在以后可专门撰写文章,将比较详细地介绍解说我将之分为三个层面的方法,即通过对严家祺思维方式的本质分析这一典型实例来说明,从感观及各学科层面,思想观念层面,哲学概念层面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层面来分析识别其本质的方法。
   下面我们还是沿着《严家祺思维方式表象的剖析》一文的思路继续讲下去。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批判科学主义,其实有好多的进路。可以从各种反科学主义学派著名学者,如从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来论述,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和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来论述,也可以从学理的角度和举证方式的角度,或学理和举证方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也可以从思想发展史和思想批判史的角度来论述,也可以从更高层面,即哲学概念层面上进行学理的说明与批判。
   二, 从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可看出当代中国思想史事件的背后所隐藏的一个问题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如此地批判科学主义,他指出:“它们(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可是,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但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科学的反革命》,第4页)

   我在《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 (七)中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拿考察上面列表中的对应关系为例,在讨论第四种思潮余英时陈奎德的新自由主义派与哈耶克胡适之间关联时,就会发现胡适与哈耶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新自由主义派定义得太宽太滥等等的矛盾之处,并要设法寻找出解决之道,或者找出唯有全面否定胡适的思想方可达到全面的完美解决之道。”
   我在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即陈奎德在当下既向中国民运推荐哈耶克,曾著作陈奎德:《海耶克——二十世纪的先知》,又向中国民运推荐胡适,称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樞人物,类似于有人所宣称的二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而哈耶克和胡适在对待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时表现出绝然不同的立场,根本无法妥协,要不你赞成哈耶克,要不你赞成胡适,这中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为胡适与其老师杜威一样,是位实证主义者,科学主义者。而哈耶克则是位反实证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陈奎德必须明确地表示其立场。至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哈耶克,则只好留待我有时间后再来仔细分解之。
   从思想发展史和思想批判史的角度来看,从世界范围上看,五十年代以来,哈耶克的声誉日益大增,世界上反对科学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一直占领学界的主导地位,象胡适这样的顽固不化的实证主义者科学主义者日子并不好过,必然面临着众叛亲离,树倒猢猴散的窘境,殷海光曾在台湾翻译出版了大量引介哈耶克的论著,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甚至著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公开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他说道,“对于更为激进的胡适而言,他是如此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及科学方法的万能,以及认为科学的力量无处不在,可以渗透一切——所以,事实上,他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研究》)在如此之世界大势下竟然还有人逆着大势, 硬要去捧胡适的臭脚,难道天下还有左捧右捧,二十一世纪还能捧为是胡适世纪之道理吗?
   三,必须搞清批判科学主义和发展科学的关系
   高喊科学的人未必真心想搞科学,而质疑“科学万能论”的人却无心反对科学。
   毛泽东、共产党高喊科学那么多年,“结果是反智主义,关掉全部文科大学,理工科的大学招生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茅于轼:《五四运动的口号错了》〕出现中断正常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年〔1966-1978〕,这在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发生过,无数的科学家、教授被迫害致死,造成严重的断层与代沟。中国自从四人帮垮台以来,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五四所指出的理想,“民主”和“科学”却一直仍是个理想,不曾落实到人间。“张君劢虽因“科玄论战”而闻名,但他并未站在科学的对立面,而是一再强调见闻之知〔科学〕之重要,并曾专门写了《中国之将来-在科学研究》称:“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变富国,虽为病国可变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可变强盛之国,、、.为个人计,为国家计,为全世界人类计,各方面的幸福就靠科学。” 张反对的是科学主义而非科学。”〔引自于黄海啸博士论文《张君劢人生哲学》〕
   四,警惕“科学主义” 与“科学社会主义”假冒成了“科学” 的错误 ,
   在中国大陆,由于共产党在真理部的长期宣传下,“科学”成为了“真理”的代名词。
   我在《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六)一文中说,“科学这个问题在德国从来就没有成为如同中国那样主题概念被严重歪曲了的全民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德文中科学这词就是知识学问的意思。德文中用的Wissenschaft (科學)这个词根是,wissen ,“动词,知道,懂得,了解之意思”。由此变成名词,Wissen ,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Gesamtheit der Kenntnisse,die jmd.auf einem bestimmten Gebiet hat,,“一门特殊领域上的知识”。加上后缀schaft ,名词,Wissenschaft (科學),按杜登词典,意思为 Wissen hervorbringende forschende Tätigkeit in einem bestimmten Bereich,“在某一领域上研究活动而产生的知识结晶”。在德文中,科学与真理(Wahrheit)是完全不同的词汇,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国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视作为同一,这是产生错误的根本。而中文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中,“科学”被解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真理”被解释为“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比较德中文两国常用词典对这二个词的不同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中文词典静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增加了,灌入了马克思整本意识形态辩证唯物论的关键用语,什么客观规律,什么反映,什么正确反映,等等,从而混淆了亿万中国人(也包括象应克复这样的高级知识精英)的思维。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能举一例就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19世纪下半叶,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首次把science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最早将科学一词引入汉语语汇并广为使用。
   “ 何为唯科学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科学的方法扩展到一切领域并认为它是 产生正确结论的唯一途径。
   唯科学主义也称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提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提倡,并且用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奥古斯特孔德、约翰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实 证主义者就是其代表。19世纪末,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物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开始感到传统价值体系与科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适,他们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极力倡导科学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主义走向兴盛,其中,严复、陈独秀、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科学主义的代表。”〔引自于秦英君,《科学乎,人文乎》一书〕
   五,为什么胡适的实证主义派会和陈独秀的辩证唯物主义派合作共流,共同提倡科学主义呢?
   下面引用何兆武的《西方哲学精神》,尽管此书中有许多的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们民运的新一代应该克服其认识上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有所超越,有所创新。总体上讲它还是通俗明了,更便于理解。何兆武说,“19世纪的孔德(1798_1857)。他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我们提出他是作为反面教材。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大师。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空前的突飞猛进,自然而然给人造成了一种观念,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什么价值最后都要服从科学,以科学为目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归,这就形成了实证主义。什么都拿科学来实证。但是,有些东西超出了科学有效性的范围,就不能强行用科学去解释。孔德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力图用科学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这个风气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马克思。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也是要把社会运动的规律当成一种科学的规律。孔德的这个影响太大了,在19世纪西方以及后来20世纪的中国都是风靡一时的。比如胡适,,,胡适说他那理论叫实证主义,或者叫实验主义,又说他那个是从杜威那里来的。这一点很可能表示胡适对杜威的哲学没有很好地理解,杜威和实证主义是两码事。我们所谓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的那个实证主义,它力图把人文的东西也看作和科学一样,要找出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的规律来。比如傅斯年说,搞历史就是找史料,有一分史料就有一分历史学,有十分史料就有十分历史学。这些都是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人文认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的科学。人文有一部份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所能够解释的,它是超出科学范围以外的,它不能违反科学,但是科学并不能充分解说之。”〔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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