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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

按语: ①这是在华人世界中第一篇正面直接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文章。认清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错误所在,意义重大,如果, 未能认清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错误所在,未能认清由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未能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念,加上中共实行的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模式,势必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恶果。②这是在华人世界中第一篇正面直接评判中共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文章。如“江青的疑问”。因为主题的关系,笔者只能略点之。待笔者有时间了,还会加以详细之。③这是想引起华人世界关于解放战争是非是正义的关注。那是对中国民主运动极为有意义的。毛泽东到底是否是功高致伟的还是千古罪人呢,这些问题都是每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必须搞清问题。
   
    在美国之音VOA卫视11月1号的宁馨主持的讨论毛泽东及其遗产的「焦点对话」节目中,王 康说,“前不久中国著名学者刘小枫先生给毛泽东定了位。他认为毛是一个集大成者,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国父,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国父;说到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人 王”,毛也是几千年来唯一的哲人王;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毛就代表了这个理想。” 而萧功秦在最近发表的《“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一文中说,“相反,毛的建国之功无人质疑,但毛晚年错误之严重,让社会大众在认知上陷入大分 裂状态,将一个缺乏共识的问题提出来,只能人为地制造社会巨大的分裂,这是对政治稳定不利的,我看对于历史人物,还是按邓小平的充满中国智慧的说法,“宜 粗不宜细”,还有“一切向前看”。不要在受文革创伤的人们的历史伤口上去再撒一把盐,更不要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 博讯2013年9月23日焦点要闻中首发的史正平《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罪》一文称“老毛是中共政权的“建政元勋””,“其功堪称“功高致伟””。
   
    尽管刘小枫、萧功秦、史正平等人对毛泽东的评价的用词各不相同,含义亦各有不同,但都是认为,毛的建国之功无人质疑,“功高致伟”的,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是成功的。其实,除了最近对毛泽东发表评价的上述三位先生外,这不仅是中共红二代们普遍所持的观点外,也是如李慎之、李锐、谢滔等体制内改革派的观点,究其原故也许是因为维持他们的在四九年前所参与的那场战争的所得吧,等等,这些似乎还可给出某个解释。其实,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问题,说到底是每一个参与讨论有关中国的历史、当下、未来的问题的人都必须清楚的回答的问题,但可许多五七反右的遇难者们,许多八九六四运动的参与者却避而不谈,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还要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站队立岗,可令人不解的是也有许多他爸或他舅死难于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的后续屠杀中的所谓“民运理论家”也在那里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摇旗呐喊,究其何故,此问题笔者是无能为力的,这个解释只能留在其本人向历史讲清楚吧!

   
    可以说,目前,大多数的人似乎是赞成萧功秦等人讲的“毛的建国之功无人质疑”。我们要说,不对,最早认识“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的第一人是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先生。王芸生先生是对毛的建国之功提出质疑的第一人。他在其临终前曾说,“毛泽东那句至理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应改为“枪杆子里面出独裁政权”。“三年解放战争,应改为中国人屠杀中国人的血腥内战。”
   
    毛自己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文革。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这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故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重要性和意义都是极为重大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它是评判毛泽东的关键之关键、重心之重心;它是评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执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关键之处。
   
    美国之音VOA卫视11月1号讨论毛泽东及其遗产的「焦点对话」节目的主持人宁馨竟然对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问题提都未提出,那么,讨论也就无法得出它的应有的共识。因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是他干了头件大事,在讨论毛泽东及其遗产时是不可迴避的问题,否则将一事无成。
   
    随着王芸生先生的遗愿,笔者向华人世界提出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这样的结论命题。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是围绕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来展开它的道德分析和论辩。哈贝马斯提出了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交往行为理论、商谈理论,阿列克西又将之应用于法学、创立了法律论证理论。笔者则将这二组理论结合起来,再对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严密的梳理,并从中找出了六大实证和证据,进行严密的道德论辩和评判论证。〔请参见孟泳新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之二〕
   
    按笔者的分析,由于中共在大陆实行严厉的新闻言论专政,故尽管所以大陆的大多数人目前还是认为解放战争是正义的,但除了極个别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是讲道理的,若经过海外的真正要搞民主的各类媒体的努力,最终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关于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在海外,我们相信,尽管大多数人目前还是认为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同样地,除了極个别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是讲道理的,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将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摆出来,按照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要求那样,去寻求我们的共识,追求我们共同的真理,而后再去影响大陆的同胞们。
   
    按笔者的经验,为了要尽快地取得,寻求到我们共同的真理,必须首先批判中共和邓小平一直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缪论,建立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与价值评价为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的真理观。其次要批判毛泽东的战争观的灵魂-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在此基础上,研读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哈贝马斯的理论,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
   
    在全套毛泽东选集中关于毛泽东的战争观念的论述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毛泽东的战争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点、核心、精华。毛泽东的战争观包括有毛泽东的战争目的论、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论…等等,而仅有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可称之为毛泽东的战争观的灵魂。
   
    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一段话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讲了: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 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 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 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这是毛泽东讲的最精采的一段,它自然也概括了毛泽东以后的直至到死的关于正义战争观的论述。
   
    毛泽东讲的第一句话: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这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分歧出现在什么叫“社会进步”上以及如何来检证“社会进步”上。
   
    第一,诚然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和我们在讲解战后正义战争观中都有社会进步的字样出现,但什么叫社会进步呢?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中却没有了明确的说明,而我们的战后正义战争观〔请参见孟泳新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二〕中明确点出了“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是指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
   
    第二,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中对战争是否是正义的分析中不分开战正义、作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而我们的正义战争观中对战争是否是正义的分析中则是将一场战争分开为开战正义、作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三个子系统来分别来加以研讨,至后再综合加以分析之。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毛泽东说,“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 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 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里举的例子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那么对中国而言呢!
   
    中国在一战爆发之时的确没有参战,但在爆发后三年的1917年8月14日,在梁启超的游说和推动下,北京段祺瑞政府终于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亦就成为了战胜国之一。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3月6日,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祺瑞與日本借款,订立密约,承认日本为合法继承山東主權。3月30日,英美法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 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建议警醒国 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5月2日《晨报》上发表的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指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4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佯见陈智淙《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这里笔者要提出问题,用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来分析,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向德國宣戰,是对还是错?如果不向德國宣戰,还能有五四运动吗?五四运动,是对还是错?…再看看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这样就会找出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矛盾之处,破绽之处了。
   
    第三,“社会进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们的战后正义战争观中点出了“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是指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检查、来比较。就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一条来讲,从最起码的讲就是,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如组党自由〕这三大自由的这三把小尺子,来检查、来比较。开放言禁,开放网禁,开放党禁,这三大开禁一直是放在每一届中共领导者面前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又是他们必须要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从综合的方面讲,就是是否敢于批准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时苏联〔1973年〕东德〔1973年〕越南〔1982年〕等国都批准了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说明了,至今的中国比当年1973年的苏联、东德和1982年的越南等国在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一点还要落后,至今的中国比当年被中共骂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东德、越南等国在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一点还要落后。就社会公正中的司法公正这一子目来讲,又可分为立法公正、违宪审查、司法组织结构、司法独立程序、法官组成、法官教育等等的细目来分析,来对比,横得比、竖得比、与时间比,中共治理下的中国那就差得太远。 在“文革”中,有个中学生在作业中填写了毛泽东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一位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女教师戴立本,判作业时在毛泽东字样上打了叉,为此,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这个冤案就发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中学。直到毛泽东逝世后,受害者戴立本老师才平反释放,由于受刺激太深,得了精 神分裂症,释放后不能继续上课提前退休。〔引自于陈正中《中共党史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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