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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很长时间了,笔者一直在网上查找台湾方面有关张君劢先生的研究和发现,但收获甚微。今可见到了,来自宝岛的权威人物的大作,《黄克武 科玄论战中的张君劢》。
   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作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来头不小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在会上以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为背景,介绍了张君劢等人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探索。黄克武说,“最后谁胜谁败?对于胡适这样的科学派的人来说,他觉得张君劢是逃不出如来佛掌心的孙行者。胡适跟他所代表的五四启蒙论述,受到相当于多人的赞赏。我引翁贺凯兄书中的一句话,有人认为:科玄论战是以科学派及其后加入的唯物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收场,张君劢本人毕生就蒙上了玄学鬼的污名。但 是,相对来说,批判五四运动的新儒家,像唐君毅先生对这个论战就有完全不同的评估。他在1976年说:“今天就算是一个十分崇拜科学的人,也不会承认人生 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决,……君劢先生当年的主张,可说完全胜利。”由上述不同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派中有人认为是自己大获全胜,新儒家则认为玄学派完 全胜利。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似乎从当时到今天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可以说科玄论战仍无定论。”
   读后,不禁叫人大失所望。令人遗憾的有三。
   其一 五四运动和梁启超张君劢等的新儒家之间的关系
   黄克武在文章中特别地用了“胡适跟他所代表的五四启蒙论述、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和“批判五四运动的新儒家”这样的二个词,来代表二派的称谓,即在以梁启超张君劢等新儒家人之前加冠上“批判五四运动”的字样以示其特征。笔者认为,这似乎有点不太公平,并且有违于历史客观事实的。我们需要梳理一下,梁启超张君劢和胡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各自的作为,以及它们与五四运动爆发的关系。

   1913年初张君劢赴德国留学。1914年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君劢放弃了他的学业,留下来观察战争的发 展。于是,他买来很多书和地图,天天阅读报纸,并亲自跑到比利时前线去收集第一手资料。张君劢己经预见了德国必败的结局。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梁启超一纸电召,张君劢匆匆踏上了回国参加“讨袁”的路。1916年3月他回到中国。1915年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 交当局: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中日 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1917年梁启超在听取了张君劢的分析后,力主对德宣战。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 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参战问题上,当时舆论主流是持反对意见的。”〔郝涛,《研究系与五四运动》〕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 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可参见袁伟时的文章〕、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1917年8月14日,在梁启超的游说和推动下,北京政府终于向德國宣戰,中国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亦为战胜国之一。協約國集團為締結和約,准备于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政府派陸宗祥等出席。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便與张君劢等人乘船离开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3月6日,梁啟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祺瑞與日本借款,订立密约,承认日本为合法继承山東主權。4月24日,梁啟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佈歸還青島通電。4月 29日、30日,英美法欲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 部让给日本。
   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建议警醒国 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 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 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指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 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4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陈子明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说:“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 能是梁启超。” “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 郝涛 于《研究系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学习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革新传统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等主张在他〔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以及新民学说中都可以找到滥觞。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 梁启超十余年前工作的继续和深化,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所做的工作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 。”
   至于此时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在干什么呢?自不必我多说了吧!中共史家却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 晖、罗家伦、段锡明等以及胡适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请参见笔者以陈智淙为名发表的《“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其二,从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的黄克武的表态可对台湾的近代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水平与人才窥知一二了。由于近代史的研究成果直接关系到台湾的未来的政治前途、特别是未来两岸国共之间的政治谈判等等,如此的愚昧与无知,难怪香港报刊称马英九为怯共,其实媚共、亲共、怯共…的根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的落伍,这就与台湾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了。这不禁令人伤感和忧虑。
   其三,黄先生声称,“科玄论战仍无定论”,因为“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似乎从当时到今天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而香港主张,“科玄论战,张君劢完全胜利”。谁都知道,中共在大陆施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制度,或者说实行鸟笼式的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制度情况下,哪来什么“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神话了,哪来什么“到今天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的辩论程序了。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笔者对于来自大陆的消息,即使不合吾意〔如郑大华〕但只要看到他们能在走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一丁点的进展都会採取善意理解的态度,而黄先生可是来自实行学术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台湾,故不得不多讲几句。 我们讨论的辩论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辩论,我们再次讨论它的目的是再次探究、评判它的历史价值,来为未来和当今提出有意义的帮助。对于当今进行的辩论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辩论从理论上讲,都适用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但今天我们不必扯得太远。一场辩论是否有定论,并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参加的人数与辩论双方发表文章的多寡,比如说,辛亥革命前对民族主义有关驱除鞑虏的那场辩论,又是同一个黄克武,他说,“我觉得《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辩论,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辩论。在那个辩论里,梁启超没有办法说服革命党:反满是一个狭隘的观念。”〔黄克武:《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思想界》〕人早己西去,那道这场辩论还是没有定论吗?历史却有了定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论获得了全胜。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此辩论问题的本质的揭示,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我们认为,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己有定论了。“1955年《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发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宣告了科学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宣告了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讨论中由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所谓的“玄学派”、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少数派嬴得了最终的彻底的胜利。
   下面就讲一讲科玄论战的本质:
   ⑴“科学主义” 与“科学社会主义”假冒成了“科学” 的错误 ,
   “何谓科学?简言之:科学就是以范畴、定理、定律等形式反映客观现象的本身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19世纪下半叶,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首次把science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最早将科学一词引入汉语语汇并广为使用。
   “ 何为唯科学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科学的方法扩展到一切领域并认为它是 产生正确结论的唯一途径。唯科学主义也称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提到哲学的高度予以提倡,并且用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奥古斯特孔德、约翰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实 证主义者就是其代表。19世纪末,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物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开始感到传统价值体系与科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适,他们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极力倡导科学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科学主义走向兴盛,其中,严复、陈独秀、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都是科学主义的代表。”〔引自于秦英君,《科学乎,人文乎》一书〕
   ⑵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自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这种“科学万能论”的态度,可以说,启蒙“祛魅”以后,“科学”已取代上帝成为伟大的、全能的而且是善的力量和象征,人们相信有了科学,人类就会在幸福的大道上向前奔驰。尽管 到了十九世纪末,西方思想界已开始质疑“科学”,但是对科学持乐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却从西方向世界扩散。显然,民国初年,当《新青年》和《科学》在中国宣扬 科学时,中国人对科学是持乐观的科学主义态度,正如张君劢所说,当时国人对科学是“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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