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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二,毓贤杀洋人案以及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
   1. 毓贤杀洋人案
   冯学荣的博文中有二个明显的缺点,笔者需要马上向冯学荣和读者指出的。第一个是,冯学荣的博文说,“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冯学荣称说对毓贤杀洋人一事“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这似乎洵属过当吧!
   举几个证据吧。
   孫石月、宋守鵬在发表于《山西師院學報》1982年(4)期中的《毓賢與山西義和團》一文中说,“7月9日,毓贤不动声色,戎服督兵至客馆,“将洋人大小男女44名及同恶相济之教民17名,一起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時正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501一502页》) 并将寿阳县秦錫圭押送來的滋事洋人七名,“也一并将其立正典刑”。同時就在这一天毓贤正式允许山西义和团公开活动。”

   于伯铭/冯士钵《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等“仇教”官员》《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2)92一96中写道,“ 毓贤还采取了“杀教”的行动,有关记载颇多。他在一份奏摺中曾向清政府报告: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
   网上有文赞美戚其章先生,称其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被海内外学界誉为“中国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并讲“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硕,而且博大精深,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果真是如此吗?笔者查了一下,戚其章,男,汉族。1925年, 山东威海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后改治中国近代史。
   戚其章在《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中是这样地写的,“毓贤在山西大搞盲目排外,如1900年7月19日先设法“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带兵擒拿,在抚院西辕门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大小男女洋人51名和教民17名;(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14日,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41人,其中年龄最大者81岁,年龄10岁以下者约占四分之一,甚至有三四岁和未满周岁者。(注:《义和团》(一),512~513页)此其荦荦著者。在毓贤的煽动下,山西不少地方见洋人、教民就杀,见教堂就烧。有论者为之辩解说:毓贤“第二天即奏明在案,经朱批认可。当然不分男女老幼,全加诛戳,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只能是扩大化,并非都是枉杀”(注: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
   孙丽萍在《毓贤的悲剧》《文史月刊》2001(3)45一48中说,“六月十三日(7月9日)毓贤冠服拜母,泣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清史稿》第465“毓贤传”)母问其故,毓贤没有作答,只是哭泣一阵子后离开。然后就率领兵丁前往天平巷客馆,提艾士杰、富格辣等41名外籍传教士以及中国教徒17人,与寿阳具押送省域的英国牧师毕翰道一家7人,将这65人集中在巡抚衙署西辕门前,“同時正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毓贤“西辕门灭洋事件”。就在西辕门灭洋的当天夜间,太原大北门的天主教教堂也被焚毁。至此山西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顶峰”。
   《清史稿》第465“毓贤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501一502页》,《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纪事》,《义和团》(一))第497、507、501—502页,(笔者疑上二件史料实为同一资料一一孟泳新注)故宮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編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冊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都记录了“毓贤杀洋人”这一个事实。
   由上可知,“毓贤杀洋人”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史料档案范畴中至少有《清史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三个重要历史文献(可能还有《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己经记录在冊。这是一。另外对此事实的记录來看,至少有以下的一处谎谬需要点出。戚其章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1页讲,此事是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19日,而孙丽萍据《清史稿》第465“毓贤传”讲是阴历六月十三日(阳历7月9日),孫石月、宋守鵬讲是阳历7月9日,于伯铭/冯士钵讲是阴历六月十三日。按理性而言,此事究尽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19日,还是发生于阳历1900年7月9日,此两种不可能是同時为真。尽管历史文献,历史史料放在那里,但毕竟有谁能为此区区小事而百倍认真呢,以致到今天还是模糊不清。这是二。
   2. 对毓贤的评价问题和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
   “毓贤杀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对“毓贤杀洋人”这一个历史事实的理解或诠释,特別是对毓贤的评价,那就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了。
   戚其章为了此事还专门写了一篇综述概括总结型的文章《关于毓贤评价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近年来,有些论者对毓贤任晋抚时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称毓贤:“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他一生的主流和大节”,“他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爱国者,是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注:亓长发:《论毓贤》,载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刊》,1980(3))“他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侵略的内容”,“是一个有爱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他联络义和团反对侵略的爱国表现应予肯定”。(注: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2))甚至认为:“在列强联合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毓贤是抵抗派中最中坚的人物。他在京津失陷前后,提出一系列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措施,其中一些措施被清政府采纳,或由他付诸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促使侵华诸国更加相互攻讦、相互矛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人物””。(注: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
   在该文的 结论中,戚其章本人却如此地总结说,“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清廷谕旨说他“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虽然“罪魁祸首”的帽子大了点,但所述却是事实。至于毓贤的极力主战,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不是对外宣战,而是力争有一个和平环境,实行社会改革,奋发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宣战,只能是必败无疑。正如一位反对宣战的官员指出:“不可浪开衅,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几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注: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史料》(下),339页)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官员之预见。因此,主战只能把中国引向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看来,毓贤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史家将他列为庚子“误国诸臣”(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之一,可谓不易之论。”
   周英杰《清官祸国殃民的一个典型》 2009-07-31说,“关于毓贤此人,晚清民国间的文人许指严先生在《十叶野闻》中有专门的一节“毓屠户”,对其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评论:“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
   “毓贤到底清廉到了什么程度呢?《十叶野闻》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山西之后,毓贤已经明显地感到他怂恿支持义和团排外的政策已经穷途末路,于是就想遣散那些在山西的义和团员。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虽然答应解散,但还是想最后要挟毓贤一把。他们提出来,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遣散之资,令兄弟各寻生活”。毓贤告诉他们:“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唯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说完,“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巡抚如此之贫,令义和团首领大感意外,不由得赞叹:“公真清官也。”
   “毓贤是清官,同时更是晚清时期最有名的酷吏。许指严将他称为“毓屠户”,当不是激愤之语。”
   “庚子年春夏之际,毓贤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在担任山西巡抚后,他积极执行“仇洋灭洋”的极端主义政策,鼓励山西省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据统计,在他主抚山西后,山西省的义和团和清兵一共杀死外国人和他们的家属191人(其中,有十多名不满月的婴儿和稚童),杀死中国教民以及家中使用“洋”物品的中国人以及家属1万多人,烧毁教堂、西医院、洋号、孤儿院等225所,房屋2万多间。 ”
   “今天,我们剖析毓贤这个清官典型,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专制时代,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是不能真正利国利民的,他们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专制文化造就的怪胎。”
   应该讲,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长期以來对义和团一直存在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对义和团的事实和历史的记录是明明白白的,冯学荣的质疑是出于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上,另外就是怎样评价才是正确的这二个问题上。这二个问题是本文的主要讨论的。现只能点到为止。
   袁伟时于2006年04月08日发表的《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中说道,“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网上文章《转袁伟時的义和团论述》(2010-06-30)中写道,“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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