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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一)

一,引言
   最近,学哲学出身的胡平先生在网上推荐了一篇文章,《冯学荣:我为什么瞧不起中国历史学家》,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冯学荣的博文点出了,“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与众多吃着狼奶长大的市井之徒相比,冯学荣能站出來,点出了,由“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编造的“中国历史学”漫天漫地,故弄玄虚,鬼话连篇,蛊惑人心。这的确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正如冯学荣在文中所说的,“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冯学荣的博文尽管区区二千字,却举出了十多个例子,由此诉说出他对“中国历史学”的总的感受。冯的博文所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区区二千字的短文却涉及与反映当前大陆中国在历史事实一历史学家一历史学一历史教育一历史读者,这一以历史为主题的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的现况、问题与全貌,从主导整个社会的历史观,到以历史为主题的中国历史教育(特别是高中历史教育)与历史文艺剧目,直到千万受教育者民众对历史教育的感受。
   下面简单评说在公众心目中普遍存在的几组与历史为主题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上常见概念之间的误区。从中逐步地引出本系列各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的安排。
   1.“历史读者”、“中国历史读者”

   就拿“历史读者”的子集“中国历史读者”这一概念來说,可以说,千千万万的阅读过“中国历史学”的人都可称作中国历史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历史读者自然人人皆有其对中国历史的感受与评价。本來,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足为奇。从博文全文中可以简单地判断出,冯学荣是位阅读“中国历史学”的读者。笔者自然也没有必要对个别读者的一篇短文进行全面的评点。因为笔者与冯学荣一样,同是历史读者。也许是我年长与生活阅历经历的关系,我比之读了更多的历史书,但与专业的历史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另外,我还得说,也许冯读过的许多历史书我没有读过。更主要的问题是要看对历史的理解或诠释,看谁对以历史为主题的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的历史的理解对未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有意义了。这也许可换一个视角來讨论,从怎么样的视角才有可能取得正确的对历史的理解与诠释。这将在本文后续文章中进行讨论。
   2.“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性”、“历史记录者”
   有人要说,只有亲自经历才能真切地体验到历史的真实。举个金冲及的例子。“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众所周知,党史编撰对共产党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因此,对党史的编撰总是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重写”。作为党内第一代“笔杆子”,胡乔木和胡绳可谓为今天的党史叙述奠定了基本范式,金冲及、逄先知是之后的主要负责人。”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专门要举金冲及作为本系列文章首号对比、分析、批判和超越的目标,故在后续文章中还需多次地提及。
   金冲及的学生施宣圆在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 ——金冲及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2009-09-25如此写道:“早在1994年初,金老师就在《历史研究》著文《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其后,他又多次提出当代人应该研究和撰写当代史。他曾经讲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一个比喻: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
   施宣圆接着就讲述了金冲及的情结。金冲及有一个““1947年情结”。如果从个人方面来说,金老师说他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内,他从高中生进入大学史地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他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是他自己在这一年年初也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一些原来很熟悉他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那是在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推动下的结果。
   金老师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五六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推残。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的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同学首先发起劝募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劝募寒衣和一些合法活动,发动和团结校内大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金老师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他常和同学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的难民手中;他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次年1月29日,他参加复旦同学支持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的活动,而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但过了三四个月,便秘密参加了梦寐以求的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
   1947年,对金老师来说也是他人生转折的一年。他不仅是一位热血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了独立的见解。在一次读书会讨论时,有的同学提出研究历史,不要谈现实,说这样会变成空谈。金不同意这样看法,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现代史这一章从历史上剔出去,并且我们也不能只做一个和现实脱节的古人啊。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那现代史反正是最重要的一章,要知道今天是现实,明天就是历史,所以我以为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是金在1947年12月24日“日记”中记的一段话。”
   也应该说,亲自经历才能真切地体验到历史的真实,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上面所说,“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
   当代人要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将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真实性,与回忆录撰写人以及历史记录者之间的关联, 这主要取决于是什么样事件、多大的事件与回忆录撰写者历史记录者在记录事件的地位作用的关系。如果说是一个人的事件仅有同一个人的撰写回忆录,那么这一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就越高,至于说是对一个众人的事件而仅是其中之一的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在这样情况下,那么这一个众人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就大打拆扣。许多情况还会出现象起诉人对被告一样的司法纠纷。此時,历史的真实性,就要取决于作为“法官”身份的读者之判断了。而历史的真实性又是什么呢?这也是与各读者的读书意图目的与认知水平有关。比如说,对解放战争国共内战而言,一个读者同時阅读国共两军参战首领们的回忆录,如《粟裕战争回忆录》、《楊成武回忆录》、《白崇禧回忆录》等時,如果仅仅为了看看热闹,那就仅有两军都是勇敢不怕死也有各种成功与失误等等感受罢了。如果此读者想探求这一问题,即这一㘯解放战争正义与否,这样的战争是否有历史意义,仅仅看国共两军参战首领们的回忆录那就远远不够的了。作为研究者而言,还要作深入的探索才能得到真果。当然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可以作后人全面研断代史、学术成果不可缺少的资料之一。
   王海光在《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责任》一文中说,“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如果把档案文献资料当作历史现场的物证,回忆录就是历史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
   “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作用,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是价值递减的”。
   “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袒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王海光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对于他的历史观念,我在后续文章中还需提及。
   接着上面提出的对解放战争正义与否的评价问題,前几年蒋介石日记公布于众,中共马上派出几批顶尖的历史学家去抄读,回來进行研究,结果对抗日战争爆发起因的评价上有了一点点退让,解放战争爆发起因评价上却没有絲毫的改变。因为解放战争爆发起因评价上若有絲毫的退让,就会帶来灭顶災,故此对抗日战争爆发起因的评价上也只能有这一点点退让。对此一问题在后续文章中还需提及。
   中国近现代史讲述的全都是上千万人参加的公众事件,比如解放战爭,文化大革命來说吧,每一个当時人也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参与到该事件之中,起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就拿金冲及对解放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來讲,金冲及当時也只有十九岁,刚参加了地下党,也只是参加了复旦同学支持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的活动这一小小的事件,对于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和南京蒋介石的决策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红小兵们对于毛泽东的决策过程一无所知,几乎是一样的。对于记载千万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金冲及主操的本行业而言,就祘辛亥革命到今也己逾百年,能如金先生所说的“亲历、亲见或亲闻的”从辛亥革命至习近平的反腐的全过程的人,能如金先生所说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的”人看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就拿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这位1930年出生的金冲及还不知在何处呢?照金先生的说法又谁能相信这位金先生的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可信度呢。前文中讲的“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这可以说,对于记载千万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史來言,那纯粹是一句谎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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