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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民盟成立的历史真相 一一与章诒和 、黄方毅等人商榷

就民盟成立的历史问题,最近笔者从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章诒和的文章,《我的父亲章伯钧》 (2015.5.22), 其中有一段写的是民盟成立的历史,现摘抄如下: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 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 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另一篇是黄方毅的文章标题为,《“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2015-07-05 )。今年,恰逢“黄炎培 周期率”诞生七十周年,也是黄炎培去世五十周年整. 为此,共识网特别邀请黄炎培先生之子黄方毅解读“黄炎培周期率” 的前前后后。 黄方毅的文章写道,

   “40年代初,父亲联合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最先发起,又联络章伯钧、沈钧儒,由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为首的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父亲为首的职教派、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等“三党三派”,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父亲为主席。后来,父亲辞去主席职,推举张澜接替,自己仍专致于职业教育和公债劝募会工作。1945年12月,父亲为首的职教社与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云集了一批企业家组建民主建国会,父亲任第一任主委至去世。 ”
   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半年,笔者当时在亚琛,笔者碰见了刚从国内来德的时任民盟主席费孝通的秘书、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他曾在六四事件时为费孝通起草了三份内容不同的表态稿、供费孝通从中选用,之后害怕了,又一次地来到了亚琛。当时我就向其问起,民盟是怎样成立的。他毫不犹豫地向我解释说,他们在民盟高级干部学习班上听说了,在印发的民盟成立历史资料也讲了,民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策划下、组织下成立的。
   笔者将问题归纳如下,
   谁是民盟的创建人、发起人?
   是沈钧儒吗?民盟是沈钧儒创建的吗?
   这些人是这样编造这段历史的:“、、、、、、我党为扩大抗日民主阵营,应设法帮助建立一些独立的民主政团,以便联合一致,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征 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立这样一个政团。衡老及韬奋当即表示同意,以后就由沈衡老(沈钧儒,下同 --笔者注)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载《沈钧儒纪念集》第83 页)”。
   是张澜吗?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支持下成立的吗?”〔如电视剧《黄炎培》中所言〕
   为什么说,“由“三党三派”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间主要区别点在哪里?
   尽管黄炎培曾是第一任的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为什么黄炎培之后要坚持辞去主席一职 ,并要求在民盟公开时为其守秘密,否认其参加民盟呢?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就以上的问题与章诒和 、黄方毅和曾任费孝通秘书的民盟老友等人商榷了,希望章诒和 、黄方毅等人也能象本文一样列出民盟成立的时间进程细表,这样能以利于分辨历史的真伪。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到, 共产党是如此地篡改、伪造历史的,以致于大多数的民盟高官及盟员对自己所参加的民盟成立的真实历史都模糊不清,从而甘心去充当或丫鬟或花瓶或帮凶 的角色。
   民盟成立的历史真相
   就在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那天〔1940年12月24日〕早晨,黄炎培在1940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访张君劢新村四号,见述民族文化学院现况。梁漱溟、左舜生来。本日报端发表新参政员名单,余仍被选。因共君劢、漱溟、舜生商新组织问题。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午赴机场送月笙回港,则已先行。下午三时,再至君劢家,共三人续商组织问题,至夜餐后散。”〔黄炎培日记,未刊稿,1940年12月24日。〕
   “在互相勉励的气氛中,张君劢提出象“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样的松散联合,很难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间派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另外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他还建议,先秘密进行活动,布置一切,同时在国民党的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都一致同意张的意见,后来他们又在张君劢家中讨论过几次,并决定将计划中的新组织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鉴于不久左舜生要去成都,张君劢要回大理,梁漱溟要返回壁山县来凤驿,他们商定暂不活动,待第二年2月来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时“赓续进行之”。”〔引自于郑大华《张 君 劢 与 抗战 时 期 的 民 主 宪 政 运 动 》,转 引 自 于 梁 漱 溟 全 集 第 6集第354页〕
   1941年2月张君劢等人回到了重庆。2月25日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罗隆基、江恒源、罗文干、张澜等在张君劢家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商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3月12日,他们又聚集于张君劢家中讨论一次,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3月13日通过政纲12条。3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引自于《周恩来年谱》〕这说明在民盟筹组过程中和中共较接近的第三党〔章伯钧〕及救国会〔沈钧儒〕都不是核心成员,而是被邀请加入的。这一点在黄炎培3月12日13日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即救国会和第三党的领导人都没有参加民盟的筹组。而且,结果是当时只有第三党被邀请加入了,救国会并没有被邀请加入。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被选为常委,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张澜等13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可见,沈钧儒等只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工作,而未参与筹划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到了民盟筹组后的一年多,1942年沈钧儒的救国会才加入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章诒和的文章,《我的父亲章伯钧》 (2015.5.22)中有以下的一段,“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其中的破绽了。章诒和还用了一个“谁都知道”这一词,来表示“如此之谎言”已成了百分之百的历史了,说什么“民盟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的”。而本文上面揭示的民盟成立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真相。救国会和第三党的领导人都没有参加民盟的筹组。章伯钧的第三党是后来被张君劢左舜生(青年党)梁漱溟 他们邀请而加入到民盟的。那里还有什么“如此之故事”呢,说什么“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章伯钧)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张君劢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将来张君劢必定“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借用章诒和所引述章伯钧的话)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在成立的第二天〔3月19日-笔者注〕即被国民党方面觉察。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即打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则矢口否认。第二天张群又亲访了张君劢,正好张君劢外出,张群便对张公权说,己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政纲12条未得其文,并指出迭次聚会的地点在特园某号,张君劢回家后,张公权便将张群的话转给了张君劢,张君劢立即与黄、梁等人商议,一致认为成立同盟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就推说迭次聚会无非为奔走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一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经蒋介石同意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12条,即经蒋介石审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蒋介石要他们出来说公道话的责任而有此拟议。经过这一番天衣无缝的解释,当局即未再追问。” 〔引自于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根据原先张君劢的意见,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建立言论机关,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与论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5月初,梁漱溟携带张君劢等人以及他本人的捐款,抵达香港。
   8月21日蒋介石特意召见左舜生,左舜生便把民盟成立的经过,“原原本本坦率的告诉了他。他颇注意‘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左舜生: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史料,陈正茂: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同一天,蒋在日记中说:“余对所谓各政党反动分子之言,”都用以紫乱朱之意严加痛斥。次日,他又说:“政客为恶,似是而非,行伪而僻,其可鄙甚于共党与汉奸也。曾琦、张君劢、梁漱溟之流尤甚也。”
   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己在重庆成立,并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国民党对新成立的民主政团同盟则是恶语中伤、肆意攻击。10月14日和11月3日,孙科先后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称:民主政团同盟意在“变易政府,推倒现在的政权,”不管其主观动机为何,但其客观效果是“与敌伪之宣传,沆瀣一气,诋毁政府,背叛中央,”有类第五纵队。〔梁漱溟全集〕香港《时事解剖》杂志甚至刊文说:中共是民主政团同盟背后的发纵指示之人,“结束党治的口号是民盟代中共唱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等同盟领导人商议,决定“冒着被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1941年11月9日蒋介石招宴 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交换对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张君劢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11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在会上严正表示,“民主政团同盟确于本年3月在渝正式成立,外间有人诬民主政团同盟为冒名捏造之团体,不值一笑。本人今特向参政会秘书长正式声明,本人即是同盟负责人之一,在座有左舜生、张澜、李璜、罗隆基等参政员,都是同盟负责人,这几人刻下都在陪都,关于同盟事项可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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