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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VS胡适

张君劢与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及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凡研究中国过去的各种思潮互相激荡的大时代,不难发现,“张君劢与胡适始终被视为两水分流,双峰对峙的两极代表。”
    但余时英说,“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江勇振说,“胡适是20世纪中国第一公知”。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余时英,李慎之等人所崇拜胡适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力,但作为一位公共人物如此地赞誉胡适,是不是太过了?为什么怎样讲呢?崇胡对中国将会带来怎样的负面的作用?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在谈论这个问题前,先要讲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中国的问题?
    1。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而应该从世界看中国。这里讲的是空间维的观点。
    2。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的观点来看中国。除此以外,
    3。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这样才能把握事情的本质,并且给我们带来我们评判中国问题的角度,原则与尺度。法国学者阿隆曾将历史理论专著的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 ,另一类是“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 ,并用“工匠” 称呼后者。而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软肋则是法律,欲想认清当代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故讲, 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
    二 , 张君劢VS胡适
    1。两人的哲学基础
    胡适,师从杜威,并宣传杜威学说,实验主义,实用主义。
    据牟宗三对胡适的了解,在他的《我的学思进程》中有这样的评价:“胡适宣传杜威学说,杜威是实用主义。其实胡适所了解杜威的程度很差,但它享有大名,这种大名对中国社会并无实质裨益。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思想,其实只是《如何去思考?》(How we think)这个小册子,其它著作可能均未涉猎,以这种程度来吸收西方文化,怎么够资格讲现代化呢?” “王船山有句痛心的话:‘害莫大于肤浅’胡适就是肤浅的代表。”
    张君劢,终生推崇并践行康德哲学,师从倭铿,又译奥伊肯,是康德学派中比较接近费希特的新费希特学派的代表人,创建新理想主义哲学,是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1922年张君劢和奥伊肯一起合著出版了《中国和欧洲的人生观问题》一书,其中70页由张君劢撰写。
    康德哲学的精华是他的道德哲学。就德国而言,从康德提出道德的“绝对命令”,到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批判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再到新康德主义自觉维护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突出道德的绝对价值,后又经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由青年黑格尔派派生出来的马克思所开创的,由列宁斯大林所变异与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的暴力攻击和暴力否定,直到民主自由德国的诞生康德道德哲学才为德国基本法所承认为其主要的哲学依据,历史好像走过了好几段弯路。今天康德道德哲学已经影响到了欧美日本世界各国。
    结合上面提到认识中国问题的三个观点,就可以明白,赞誉胡适,是不是大过了?
    2.如何对待孔孟儒学?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张君劢的新儒学的对比。
    由于这里讲的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涉及到历史学中的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评判问题,故有必要将新文化运动分为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文化运动。在此特别声明一下。
    张君劢在他研读康德哲学的同时也发现了康德道德哲学与孔孟儒学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从而化费了毕生的精力研究新儒学。1957年与1962年先后发表了《新儒学思想史》上下两册,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一起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被称为《当代新儒学宣言》,并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形成“新儒学学派”,为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中国儒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九三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讨论全球道德伦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大家所认可,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尊奉为社会治理的黄金规则,被众多宗教领袖认为这一句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
     以胡适为代表的崇西派在五四以后反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在何为“新道德”,何为“旧道德”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从而造成“道德真空”。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新儒家宣言,洋洋洒洒四万言,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胡适看后对人说,这宣言是欺世盗名的鬼把戏。
    此后,在东海大学举行的一次欢迎茶话会上,胡适与徐复观正好碰了个正着。胡适拉着徐复观承认自己骂了他们,并说他们宣言里提到的宋明理学其实是阳儒阴释。徐复观问胡适,在他反对之前,有没有看过他们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述。胡适诚恳地摇摇头,徐复观很不客气地说:“既然没有看过,怎么能批评?”接着又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的,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亦颇为留心。”胡适听后略带嘲讽地说:“徐先生是中西贯通啊!”这次对话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胡适还感叹:“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会上胡适发表了30分钟的英文演讲(他一生最后的演讲),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这篇演讲中,胡适重申他几十年前的观点,说现在应当承认我们的文化中少有甚至没有精神价值,主张对东方文明作自我批评。
    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上(1961年12月20日)发表了措辞激烈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在这篇文章中徐复观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的抨击胡适的“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的说法。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出,胡适的学风,文风,个人修养,文化观,道德观以及其处事的方法了。正是由于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的缘故,唐君毅和牟宗三皆都以為胡是「亡國」、「 亡天下」的罪人。毛泽东的学风,文风,个人修养,文化观,道德观都与胡适可谓同出一宗,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加上他掌握了中国翻云覆雨的大权,从掌权后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之发挥到极致。毁灭了中国文化与道德传统。网友傅纪辉认为, “文革”把中国变成了“六无”: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
    3。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众所周知,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从而引发了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派与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之间发生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极为重要的一次辩论,史称“科玄论战”。
    九十多年过去了。现代入所关心的是,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和这场辩论对今天带来的意义。 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被称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在会上说,“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似乎从当时到今天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可以说科玄论战仍无定论。”针对其“科玄论战仍无定论”一说,笔者专门写了《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一文。
   从黄克武的论断中可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崇胡几十年后的当前台湾思想学术界水准和现况。由于此人是来自实行学术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台湾并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不禁使人对台湾感到莫大的悲哀。
   我们讨论的辩论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辩论,我们再次讨论它的目的是再次探究、评判它的历史价值,来为未来和当今提出有意义的帮助。 一场辩论是否有定论,并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参加的人数与辩论双方发表文章的多寡, 而是从价值评判上来分析,而价值评判又可分为,要学理上看,更要从世界的发展潮流上这两个方面来看。从学理上看,胡适的科学派所鼓吹的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孔德的三时代说,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等在今天还有几个信徒呢?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旦奉“科学万能”为良药,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人生观”领域,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科学的人生观或反科学、非科学的人生观,陈独秀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生观,而是以科学主义来解释人生观,来曲解人生观。 唐君毅在1976年说:“今天就算是一个十分崇拜科学的人,也不会承认人生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决,……君劢先生当年的主张,可说完全胜利。” 从世界的发展潮流上来看,因为中国只是一个世界上的地球村吧。就《科玄论战》的引发而言,,它就是由于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梁启超,张君劢在与欧洲德国的思想学术界的名流的交谈中,获知了他们对一战的粗步的反思。欧洲的科学从“科学万能”走到了“科学破产”,他们从中看到了科学的界限,科学的功能,遂提醒国人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不要重蹈西方“科学万能”论的覆辙。他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时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又不得反思西方文明。科学僭越自身界限所带来的后果,如怀疑主义、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已暴露无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再次用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式逻辑把人类推向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强调了发展西方式科学的必要,而缺失了对“科学万能”论的必要的反省。从 中 可 看 到 这 《 科 玄 论 战 》 实 际上 是 欧 洲 的 关 于 科 学 的 功 能 的 两 种 不 同 观 念 斗争在中国的反应和表现而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讨论那只是国际上从一战开始的哲学学术界争论的一个侧面而己。不过,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文风等与欧洲的学风文风等不同而不同,但是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争议的内容是一样。并且一个地球村的争议结果一般要服从于由许多的地球村共同组织的世界的争议结果,或者要服从于争议的发生地的争议结果。这就是我们观点的根据。1955年《 羅 素 - 愛 因 斯 坦 宣言》的发表,这是有世界意义上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科学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宣告了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讨论中由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所谓的玄学派、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少数派嬴得了最终的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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