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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

七,是孙中山蒋介石出卖外蒙古。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都知道了的事,孙中山蒋介石出卖外蒙古,无需你老生常谈,多此一举呢! 问题出在于看问题的层次,对原因的探讨,对现实与未来的提示,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先举二个取自于大陆的文献资料,一篇是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其最后的总结中说道,“外蒙古的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谌旭彬文章之后,笔者也未见有商榷文章发表。
   另一篇是高华《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高华在该文中说“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高华在该文的小结中说:“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不足的方面: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在这里高华将自己本身放到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袁伟时为代表的一派,“救党派”历史学家的行列,真有点叫人惋惜!
   高华毕竟是个以史学为职的学者,他要探索一个事件的发生的原因。对于外蒙独立一事,他认为: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
   高华他探索了一番后,探到了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的原因,就以为大功告成,宣告天下,(其实这一层次的认识早为世人所识知),再也不往前深究一步。何乃学者之如此迷惑,豈不可悲可叹!
   在已发表了的前系列文章《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列宁联邦制理论的必然之路就是全国解体》《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中,笔者曾多次谈到了外蒙古的问题,讲了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看出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多么的荒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
   而孙中山蒋介石却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视若圣明,可笑的是1927年实行清共勦共后的蒋介石到1945年还在推售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这就是外蒙古独立的原因,孙中山未能认别列宁苏俄的“革命理论”和“诡计”,与越飞发布联合宣言,同意维持苏俄在外蒙驻军,造成了“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段话为蒋介石的〈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就承认的第二条 ,我们下面再来细说。)蒋介石错误地认识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
   至于高华探到了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儒学根源,前面引用的仲维光先生的评语就足以见得,此一谬论也!
   如果要问是肢解外蒙古呢?还是出卖外蒙古呢?
   笔者首先要问,谁是主语?谁肢解外蒙古呢?主语只能是斯大林,更不能冤枉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或笼统地说成是“雅尔塔协定”。谁出卖外蒙古? 主语只能是蒋介石,请勿混淆,可笔者发现,两岸许多文献却对此混淆不清。我们用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列宁斯大林借助着骗来的与孙中山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出兵外蒙,伪造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即成事实”。因为这个“即成事实”,无论从斯大林苏俄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笔者讲这一句话的理由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由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千方百计地试图由“不合法的事实”借以“雅尔塔协定”,特别是美英求苏出兵东北之请变成“合法的事实”,以及1942年后就开始谋划,如何使蒋介石迷入圈套!从法律的角度看,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第三國際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 以上的事实皆引自于《外蒙古独立,维基百科》。
   第二句话是,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无能识别斯大林的阴险,误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放弃出卖了外蒙古。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先来讲谌旭彬的疑问,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
   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中说,“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谌旭彬用以上各小段的标题当头的长论来表示蒋介石的无奈。我们要说是,以上谌旭彬所讲的蒋介石的无奈,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的无奈,而是斯大林的圈套,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能不能识破斯大林的圈套,找出破解之策,仅仅是考查蒋介石智商的一道难题而已。解题的第一步就是识题,就是要识破放在眼前的圈套!
   斯大林在这里撒了一个障眼术,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有许许多多条,但最本质的,也是斯大林必保的只是一条“外蒙古的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并将“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写入雅尔塔协定,如果你蒋介石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斯大林就不出兵了,此责任得你蒋介石来顶了。
   可爱的蒋介石先生以及国民党主管们却完全不明白,国际间的协定上的措辞有大多的讲究。 就上面讲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一般来讲有二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同意”将此条文写入本协定,二是签约各方都“同意此条文”的“同意”。很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只能是第一种含义。故有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并请蒋介石与斯大林你们自己去商谈你们之间争议,我们决不有任何干预之举。故有“雅尔塔协定”特别标明是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这一款中写上如下字样,“上述有關外蒙古及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斯大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 ”。蒋介石却未能识破斯大林的诡计。
   1945 年 6 月 24 日 经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苏交涉的要点,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写下:“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 年 6 月 24 日。) 这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可这一条底线很快地为其抛弃了。这称什么底线呢?
   6 月 26 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并指 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5 下册,1945 年 6 月 26 日,第 738 页。)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并询问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斯大林指出,根据地缘战略, 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外蒙古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 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 蒋经国判断“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更是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否则苏方拒绝再谈,协定亦无从成立。甚至斯大林向蒋经国很露骨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 就等于是废话。”
   王世杰在7月6日日记中写道,“ 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古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古独立之意。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古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番“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对蒋介石的意向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只纯粹是中了斯大林的圈套的自我陶醉、为自己的低能寻找的“托词”罢了!东北,新疆三江事件,旅顺口,大连湾 ,中东路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障眼术,其最重要的底线是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合法独立”。“为什么从1944年起斯大林就不断地主动地在新疆发起挑衅,发动了史称的三江事件,究竟是为哪门子理由呢?
   其实从1944年(或者说从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戰役胜利日)起,斯大林一直在琢磨如何来解决中国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问题的出路上怎样取得和实现苏联的利益最大化?有理由证明了,斯大林到1944年已经完全完成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并付注于实施,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蒙在锅里。如有资料显示,“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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