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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中)

五,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反帝民族主义。”
   实际上学界将晚年孙中山的思想划分为三个问题来加以研究,即反帝民族主义,以党治国和联苏容共。“晚年”指的是1922 年到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又称为孙中山思想演变的第三阶段。
   按大陆学界的总体描述和评论为,在这一阶段,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由此可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对外主张谋求世界各国间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对内主张国内民族平等,少数民族有权自决自治,进而提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族主义,以国族主义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去获得国家的发达和种族的生存。 在这一阶段,孙中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了,将民族主义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般学者认为,又可分为以下新的内容及改变,或特色:1).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2).民族自决权, 3).联合被压迫民族,支持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就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一点来讲,从文献上看,两岸学界都讲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显有人讲打倒帝国主义的。在此笔者提请诸位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与打倒帝国主义之间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朱浤源在《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说,“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孙中山指出: 「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 ' 強調要打倒「蒂國主義」和「軍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民国13年1月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档案)”

   陈子明:《狭义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一文中说,“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 笔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陈子明还没有认出,国民党“一大”文件就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字样?)
   刘生峰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孙中山临终前,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代表劝告孙中山说话不要太激烈,以免引起‘列强交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这是何等鲜明而坚决的反帝立场。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
   就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三点来讲,孙中山说:“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只要是被压迫的活受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他在其著名《遗嘱》中,更是集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和思想:“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对此,我们的问题是,
   1)为什么在1924年孙中山国民党要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打倒帝国主义?是某个帝国主义如日本帝国主义呢?还是英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与打倒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它的合理性,合法性。
   宋进 杨旭(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上海,200241) 在《融入与重塑: 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2015.05)一文中坦诚地承认,“ ‘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作用,不但在于斗争对象的逻辑重塑———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咎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 而且在于当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尚未取得社会法权时,通过融构动员主体的理论逻辑与动员对象的生存逻辑,产生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凝聚力。这在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或参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及其它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峰。
   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建构和政治动员,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即‘彻底的民族主义’(此话来自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 “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参见《毛泽东 选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68 页。) 进行的。这并非仅是迎合社会心理的动员策略,也并非仅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简单复制,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实践。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中国革命理论逻辑的高度浓缩。”
   2)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是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还是我们必须清醒识别的最凶邪的列强,真正的“帝国主义”?
   孙中山对此问题,我们暂且从文本的字面上去理解,以下出于杨奎松著作《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922年)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陈炯明) 之际, 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注释: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 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其中称道,“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望两国“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从这里看出,孙中山从他明言苏联“是我唯一的朋友”到其临终时刻,不仅把苏联看成一般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更是将其看成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甘愿其遗下的国民党为共产同盟(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胜利而奋斗。
   而与此同时,“1925年,北方的《晨报》和《京报》副刊围绕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应该‘联俄’还是应该‘仇俄’,曾组织过一场大论辩。参与论辩的大都是知识人,意见则正反两分,主张‘亲俄’与主张‘仇俄’几乎难决胜负。(注:论辩双方的文章,收在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中。该书原拟出版上、下两册,但只见上册。)”
   “国、共两党的‘亲俄”与青年党的‘仇俄’,实际均是当时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两极化的反映。中国青年党反对与苏俄亲善,认为共产国际由苏俄发起,受苏俄操纵,以苏俄利益为中心,是苏俄藉以称霸世界之利器。(注:李琯卿:《论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之关系并忠告蒋介石》,《醒狮》第92号(1926年7月18日);曾琦:《蒋介石不敢复言打倒帝国主义矣》,《醒狮》第100号(1926年9月11日)。)青年党还指责苏俄‘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129页。) ”
   “青年党沿用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而拒绝采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意在警觉‘帝国主义’概念背后的世界革命观。青年党认为,苏俄主张的‘世界革命’,其实质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注:李琯卿:《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不适宜于今日中国》,《醒狮》第95号(1926年8月7日)。)故青年党对国、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颇不以为然。(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2016-02-19)《历史研究》)”
   由于限于篇幅与我们的主题,对此两个问题只能略点到为至,以后有机会时再继续议,我们将重点放在晚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第二点民族自决权问题上。
   孙中山认为,“歐戰以還,民族自決之義,日愈昌明,吾人當仍本此精神,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 (<中國國民黨宣言>.全集第 冊· 1973 : 859)
   為何要主張民族自決,孫中山先生认为世界上弱小民族“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 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 即是“主張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 (<民權主義>第四講 全集 冊· 1973 : 38)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是他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名义上是高喊“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 本质上是“披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外衣”来实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列宁主义是货真价实的社会帝国主义”。(孟泳新:《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 )
   “帝国主义”是列宁的表述,原意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1922年1月,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运动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民族自决权思想,都对孙中山产生过重要影响。 早在中共筹建阶段,孙中山就与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和交往。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就是陈独秀介绍的。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时,曾与陪同马林前往的张太雷详细讨论了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参加革命运动的问题,希望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能帮助他做好这项工作。1922年8月下旬,亦就是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几天,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大钊专程赶到上海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李大钊的广博知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尤其是他的真诚态度,深得孙中山的好感、有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忘食”。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李大钊不可能不谈到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此时,李大钊还正在构思和写作《平民主义》一文,在文中李大钊提出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的问题,认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李大钊:《平民主义》,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此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国考察。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蒋介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的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说明。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建议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符合时代精神”。其中“民族主义”的一项内容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即“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2—343页。) 第二天,蒋介石及他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带着该决议回国。这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就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意见,表示大致赞同党纲草案,“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原则上为孙中山所采纳,写进了《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以及国民党的其他文件之中,并成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基本国策。据长期追随于孙中山左右、参加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元老邹鲁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记载,孙中山曾再三强调:“‘民族自决’一说,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第618页。) 这也是国共能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之一。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在孙中山亲自过问和主持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制定出来的。其初稿由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作为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共产党员瞿秋白将鲍罗廷起草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在翻译过程中,瞿秋白不仅做了不少文字修饰工作,而且也对个别内容进行了修改。后来汪精卫作为受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委派的宣言起草员,又在瞿秋白所译中文稿的基础上,另外草就了一份中文稿。《宣言》的草稿出来后,孙中山又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4人组成委员会,对它进行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每次讨论瞿秋白都在场(因他是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孙中山有时也参加,最后由孙中山审定。可以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本身就是国、共(包括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所以,时任苏俄驻中国代表加拉罕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十分满意。他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写道:“我寄给您的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决议的部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2页) ”(转引于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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