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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上)

一,引言
   
   笔者在《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道,“从前面对梁启超张君劢派有关民族问题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政思想的理论系统的评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启超张君劢派有关民族问题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政思想从理论系统来讲基本上是完备的和是完整的,从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来讲基本上是完全符合宪政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的,从世界潮流来讲也是完全符合或朝向世界先进现代国家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立国之基本原理的方向靠拢或迈进的。”在这里表达了笔者在分析与评判有关民族问题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政思想上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派别之理论与实践所采用的三个维度与尺度。
   
   本文将集中于对孙中山蒋介石派之有关民族问题、单一制国家结构、民族主义的的宪政思想的讨论上,自然是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兼顾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的评判。由于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重要的主角型人物。

   
   用袁伟时的话来讲,“环顾20世纪中国很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文。宝相庄严,灵光闪烁。”“孙文一生干过四件大事:推翻清帝国;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护法斗争;准备北伐,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袁伟时:《孙中山的北伐战争破坏了中国的宪政和民主体制》)
   
   毋庸置疑,大部分训练有素的研究者都认为, 孙中山一生只干对了一件大事,即推翻清帝国;而孙中山在其他三件大事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此三件大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都存在着进一步研究、争辩、商榷之处。这是笔者近几年来阅读有关文章后得出的结论。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文集之九,第3——4页 )故他倡导“新史学”破除旧史学,目的在激励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之时势而立于万国”(文集之九,第6页 )。 他从曾氏故往的“陈迹”中看到了“今务”,从历史“事实”中看到了今天的“理想”。
   
   在这里有一点笔者需要指出的,从孙中山所干过的大事来梳理、来分析孙中山的功过,自然是一种研究分析的途径,但这一种粗线条的、笼统概括式的分析有个弱点和缺陷,无法使读者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无法解释被研究者所干过前一件大事的结局与后一件大事的起因之间的关联……。说到底,这种研究途径和方法的目的仅仅以得出对人物褒贬毁誉为指向的最终目的,或者另有所图;而我们研究孙中山蒋介石派之有关民族问题、单一制国家结构、民族主义的宪政思想的目的,则是除了要理清孙中山蒋介石派之有关民族问题、单一制国家结构、民族主义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告之于天下,一种“以一贯之”的历史认识观和历史价值观,使更多的有志于中国民主与进步的人士理解和学会,从而处理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出现的所有的商谈过程中的争辩和矛盾时,能有一种来自于历史知识的经验和总结,以有益于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这是笔者对此研究方法评论的第一点意见。
   
   与袁伟时类似,中国民主运动中有人指出蒋介石的贡献时说:“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他的参加和功劳;第二,北伐打倒军阀,有他的领导和功劳;第三,他领导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战胜了日本帝国的侵略,并且使中国从一个弱国的地位晋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同时因为反法西斯的贡献,而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最后,他败退台湾以后,又为台湾的民主政治留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保卫了台湾,巩固了台湾的宪政发展。如果自辛亥之后的中国现代史上,还有一个对国家民族厥功至伟的人的话,那就是蒋介石。”
   
   诚然,蒋介石做过的大事中,领导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并取得胜利,这是任何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笔者对这种研究方法评论的第二点意见即是,但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定了其从北伐到抗日后多次犯下也许被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错误,但从这些错误足以看出其毫无解决战后全国和平过渡的大战略的准备,以及其缺乏一个伟人所必需具有的谋略、识见、才具、魄力和气度,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没有解决战后全国和平过渡的大战略思想,以及低劣的个人素质,以致造成全盘皆输、兵败如山倒的惨状。功过是非,只能任人评说了,并且任何的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主题,主要是论述孙中山有关联邦制的宪政思想由联邦制到单一制的演变,和论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此之后,笔者将指出孙中山蒋介石所犯下一起上面所讲的“也许被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错误”,那就是,经过考证,外蒙古独立最重要的责任人是孙中山、蒋介石。 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他的参加,那就根本摆不到台面上的事。北伐打倒军阀一事还需要认真讨论。败退台湾但却保住了作为一个自由民主政治坚实的根据地一一台湾,这两件大事决不可轻意地,模糊地混为一谈。
   
   笔者对这种研究方法评论的第三点意见是,由这种研究方法出发,极容易产生非伟人即魔鬼、非魔鬼即伟人的绝对评判的结果,因为这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完人,也没有黑白分明的人物, 或者说,历史上出现的重要人物绝大多数是既非伟人、亦非魔鬼的人。 当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大的魔鬼,因为这一点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共识。限于主题和篇幅,此事只能议到此处结束。
   
   二,孙中山有关联邦制单一制的宪政思想由联邦制到单一制的演变
   
   张连红在发表于《史学月刊》 (一九九八年 第 二 期)的《从联邦到均权: 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中写道,“孙中山的联邦分权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94年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之时, 当时孙中山制定盟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为“创立合众政府”, 显然, 孙中山已很明确将美国式的“合众政府”即联邦政体作为未来中国的理想政体。”“1897年, 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同兴中会成员日本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谈话时, 第一次谈到了他的联邦共和思想。”“此后, 孙中山在多次演说中都明确提出在推翻清朝之后要建立联邦共和政体。
   
   1901年, 孙中山在接待美国《展望》(The Outlook) 杂志记者林奇(G. lynch) 时声称革命成功后将以联邦或共和制取代帝制。(《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 辑, 第17 页)。
   
   1902 年,孙中山希望法国印支总督能支持他至少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南方联邦共和国 。(《1900—1908 年法国与孙中山》, 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 辑)
   
   1903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演讲时也说: 在推翻满清王朝后,“将建立共和政体, 因为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州。”(《孙中山全集》第1 卷, 第193。)
   
   1911 年10 月10 日, 辛亥革命爆发。在推翻清王朝之后, 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 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处理, 各国舆论比较注重于孙中山。1911 年11 月1 日, 孙中山离美前夕, 发表“对外宣言”, 其中第六条云:“待联邦共和政体建立, 中央政府将同各国建立友好邦交。”(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267 页。)”
   
   孙中山赞成联邦制, 似乎是受到美国革命经验的影响,美国独立后实行联邦制而成为世界强国, 而“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州”, 故孙中山亦希望中国革命后实行联邦制可使中国走上强盛之路。
   
   对联邦分权认识的转变
   
   1912 年1 月1 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来看, 临时政府具有较强的联邦色彩。临时政府实际上比美国的联邦制度更接近地方分权, 临时政府的实权被地方各省都督所架空。正由于此, 孙中山在任临时政府总统期间, 其令不出户, 举办维艰, 中央无威无权, 软弱的中央面对全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无能为力。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巨大落差, 使孙中山对早年的联邦分权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从而逐渐转变了对联邦制的认。
   
   1912 年1 月上旬, 孙中山在给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复信中说:“联邦制度于中国将来为不可行。而今日则必赖各省都督有节度之权,然后可战可守。”
   
   1 月21 日, 孙中山在主持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议决:“议行政方针, 主张中央集权。”8 月13 日, 孙中山在《国民党宣言》中第一次公开主张“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
   
   “其后, 孙中山在同袁世凯的数次谈话后, 双方就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即采取单一制的中央集权”。
   
   “陈炯明叛变之后, 孙中山已不再奢望依靠军阀来取得革命成功, 并对联省自治的危
   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 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 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 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而联邦制则必将削弱这种意识。””
   
   1912年初,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孙文认为中国是广土众民的大国,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因而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在商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主张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随着南北议和进行,由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宪法讨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人最紧迫的考虑,变成了如何利用宪法来约束袁世凯。《临时约法》最后关于政体的设计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 为此,孙文的态度遽变,从赞成总统制转向赞同议会制。
   
   1913年7月,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出三十位议员组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择北京天坛祈年殿为宪草委员会的会场,开始制宪。六十位宪草委员中,委员长汤漪率二十八位国民党籍委员控制了制宪。起草刚一开始,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了“二次革命”叛乱,造成了国民党人一面在南方武装叛乱,一面又在北京主导制宪的荒唐局面。为早日完成制宪,袁世凯接受梁启超的建议,暂时容忍荒唐局面,派官员将宪法研究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10月,在南方的叛乱被平定后,国民党员控制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向袁世凯提交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这部宪草集中体现了革命党人以大法服务一党私利的本性。《天坛宪法草案》缺少的不仅是行政与立法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还有三权分立上的不平等。立法权过大、行政权过小、司法权基本上没有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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