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孟泳新
[主页]->[百家争鸣]->[孟泳新]->[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孟泳新
·民主中国宪法设计
·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二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上)
·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张君劢是战犯吗?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1〕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3)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
·价值评判从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上溯到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二
·张君劢是战犯吗?
·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
·揭秘民盟历史: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
·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孟泳新给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封信
·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张君劢VS胡适
·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
·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以及再次发表的原因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六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在何处?(上)
·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
·学术研究和中国民主运动
·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
·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列宁联邦制理论的必然之路就是全国解体
·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上)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中)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
·谈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演变及未来民主宪法走向
· 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捆绑人权条件
·为什么同样的联邦制让苏联等国家走向深渊?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
·张君劢是民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人
·还原民盟成立的历史真相 一一与章诒和 、黄方毅等人商榷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一)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三)
·张君劢=民主──为纪念张君劢诞辰一百三十年而作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四)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七)
·王沪宁居然也会犯低级错误\王公权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五)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六)
·《二零一八宣言》
·《二零一八宣言》附文
·《质疑中共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
·《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与难度所在
·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
·向鲍彤致敬
·《二零一八宣言》的《八问》
·严家祺思维方式表象的剖析
·必须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一)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
·金庸:武侠巨人 政治小人
·说说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三件怪事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
·是“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还是“没有宣战,何来五四?”
·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
·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各种历史认识观的简略评议
·黎鸣算不算是中国民主运动力量?
·认清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错误所在
·有感于“敢为天下先”
·张君劢: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 敦促胡平、章立凡先生尽快树立罪错思辩方式
·对胡平《镇反运动小议》一文的解析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四)一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是一个关键
·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
·孟泳新/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二)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三)
欢迎在此做广告
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引言
   众所周知,联邦制和反联邦制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中国的宪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回首百年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在民国初期曾有过一次联邦制和反联邦制的大争论,以梁启超张君劢的反联邦制派的胜利而告终,以致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它彻底地否定了列宁主义的联邦制理论,而采用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聯邦主義精神的縣省逐級自治制度”。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首先在海外然后引发起国内,又冒出了一股“联邦热”。究竟为何会引发起这一股“联邦热”的呢?这就需要从头开始讲述近现代中国宪政思想史的精华。
   何为宪政思想史?钱宁峰于《法学》2011年第6期发表的《当前宪法史研究三大范式的反思》 一文中说“随着宪法史研究的学术性回归,当前宪法史研究(中国内地)呈现出思潮史、文本史和学说史三大范式。 ” 又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传统中国思想史领域,逐渐出现了以宪政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这种宪政思想史往往是以宪政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其基本思路就是将宪政视为一种文化,以文化视角观察宪法在近现代中国的引入过程和内在逻辑。”
   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宪政思想史有宪政思想史重要意义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及思想应该分为三派,即梁启超张君劢派,孙中山蒋介石派,陈独秀毛泽东派。对这三派各自的宪政思想的发展作一梳理,是中国近现代宪政思想史研究主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彻底地终结这一次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争论,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条件下,才能彻底地理解这一次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争论产生的真正原因,从而能在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的基础上找出正确的出路。针对此原因,结合笔者对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的理解,提出变种的具有联邦主义精神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争论制国体方案,供中国广大民众作一选择。
   限于篇幅的关系,又由于上一篇文章已讨论了一点陈独秀毛泽东派的在民族问题上的宪政思想,故无需在本系列再专设一文来赘言 。尽管有许多要点还需要加以说明,那就看情况留给后续文章来处理了。本文主要把力量集中在对梁启超张君劢派宪政思想的分析上。下一篇文章将集中对孙中山蒋介石派宪政思想的分析上。

   二,历史回眸
   “1912 年 1 月 1 日,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而民国的建设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外则列强未予承认, 蒙藏问题危机叠起; 内则各省都督专权跋扈, 中央政体被架空, 中央权力萎缩, 行政效能低下, 社会动荡不安。因此, 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 子纷纷高唱中央集权, 主张建立一个效能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利于建设中央权威的联邦制开始遭到否定。梁启超指责联邦制是自求劣败 。而章太炎在演说时说: 至美之联邦制, 犹与中国格不相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 M] ,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4. ( P8))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也不再提联邦制。”(引自于孔祥东 《试论民国初关于国家体制的一场争论 ---大中华杂志与联邦制之争》)
   在民国三年至五年, 随着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暴露,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受到质疑, 联邦制作为反袁专制的理论受到推崇。章士钊,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纷纷撰文,鼓吹联邦制。比如,戴季陶,国民党要员,是当时主张联邦制的重要代表人物。1914 年 7 月, 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长文 《中国民国与联邦组织》。他认为联邦制之于单一制有五利五弊, 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 中国应实行联邦制; 从联邦制的运用范围和中国的历史情况与现状来看, 联邦制也适用于中国。最后, 戴氏认为: 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戴季陶. 《中国民国与联邦组织》[ J] , 转自张开沅. 戴季陶集[ C]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联邦论再度高涨后, 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加入了讨论。在大多数报刊杂志都支持联邦制的情况下, 大中华杂志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它认为中国当时不宜实行联邦制。大中华杂志由中华书局出资于1915 年 1 月 20 日, 在上海创刊, 1917 年 1 月因经济原因停刊, 前后共出版两 卷, 共 24 期。它是民初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之一, 梁启超担任主任撰述, 还有一批名家为其执笔。如张君劢发表了《联邦十不可论》。(张君劢. 《联邦十不可论》[J] , 大中华杂志( 第二卷第九 期) , 1916- 09- 20.)
   孔祥东认为,“大中华杂志开创了学理上反对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先河。民初, 袁世凯、梁启超、章太炎 等对联邦制的批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并不是属于学理探究。大中华杂志对联邦制的研究虽然也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注, 目的也是经世致用, 但政治倾向性并不强, 在本质上仍属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范畴。大中华杂志考察当时主要的联邦制国家如美、德、瑞士等的历史和现实, 参照中国当时的国情, 认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中 国的国情并不仅仅是地广人众, 一贯的政治习惯和观念也是国情的一个方面。我国是 数千年一统之国 , 国家统一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联邦制分权主张有分裂 国家之感不符合国人的政治愿望。在民初, 缺乏地方自治基础, 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实行联邦制 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 人割据, 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大中华杂志对于联邦制和中国国情理性的考察和思考, 有助于国人正确地认识联邦制和当时的国情”。(引自于孔祥东 《试论民国初关于国家体制的一场争论 ---大中华杂志与联邦制之争》)
   三,对梁启超张君劢派有关民族问题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政思想的评点
   在评点之前,首先来梳理一下梁启超张君劢有关民族问题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政思想上的变动,以寻找出他们的思想发展的轨迹。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就开始了对于国家结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当然,梁启超对国家结构的探索有一个萌芽、逐渐展开、从自发到自觉、从感觉到理性、从局部到系统的深化过程。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君主政治、王朝体制还在传统的旧轨道上运行,受制于这种现实的政治环境,梁启超主要是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的。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地方自立的观点。
   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为了应对瓜分狂潮,为了给中国留下一线生机,梁启超才提出了“一二省可以自立”的设想。由此可见,梁启超最初的“地方自立”思想,并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对国家结构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应急性的救亡之策:万一多数国土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总还有“一二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线生的希望。不过,两年后的1899年,已经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回忆他在湖南的活动时,对他当时的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称自己“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2页。)——这可能是梁启超第一次直接提出具有国家结构意义的宪法理论:地方自治主义。换言之,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地方自治不仅是一个应急之策,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学说或主义。这标志着,梁启超对于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结构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论自觉。
   大陆学者喻中先生分析了梁启超于1899年发表的“商会议”,1902年“教育政策私议”,1903年写成的“新民说”,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章的论述后,于《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总结性地指出,“辛亥之前的梁启超主要从“中央集权/地方自治”二元划分的角度,侧重于论证地方自治的多重价值:首先,它是自由、民权的制度表达;其次,它也是共和、立宪的制度载体;最后,它还是立国、强国的制度保障。换言之,辛亥前的梁启超,主要是一个“地方自治”论者,强调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改良中国的政治现实。”
   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平息,梁启超就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以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两个问题: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问题,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按照梁启超的这种排序,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是“新中国建设”应当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它的意义,至少不逊于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
   喻中先生写道,“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阐明了问题的由来:“我国之大一统,逾两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自一月来,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识微之士,始思标此义以谋结合”,这就是说,“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是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在此之前,大一统的中华已经习惯于单一制的政治结构,根本就不发生“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问题,是辛亥年间的“各省宣告独立”这一事实,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联邦制的可能趋势,才使“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成为了一个极其现实、不容回避的政治法律问题,“凡一问题之发生,皆起于不得已,今既有各省独立之事实,人人忧将来统一之艰,然后心理乃趋于此著”。在国家结构已经走向十字路口之际,梁启超通过“单一制/联邦制”的比较,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应当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
   “梁启超分别从国家结构的演进规律,国家结构与历史传统,联邦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理由。这几个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梁启超关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 梁启超阐述了中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理由,敬请关注中国未来国家结构的朋友查阅有关的文献。本文为无需赘言。
   1912年4月,清帝刚刚退位,梁启超又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其中阐述的立国之道,也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问题。梁启超就提出:“我国虽曰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憔悴于专制政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可耳。……惟以此故,而知人人渴望完全国家之出现,渴望新国家之组织,若大旱之待云霓。”(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88页)然而,要建设一个“完全国家”,要让“国家之组织”健全起来,就必须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为此,梁启超在自己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第一条就规定:“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615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异域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终于变成了梁启超笔下的单一制宪法条款。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