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孟泳新
[主页]->[百家争鸣]->[孟泳新]->[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
孟泳新
·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上)
·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张君劢是战犯吗?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1〕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3)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
·价值评判从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上溯到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二
·张君劢是战犯吗?
·斯大林的成功致毛政策“一边倒”
·揭秘民盟历史: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
·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孟泳新给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封信
·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张君劢VS胡适
·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
·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以及再次发表的原因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六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在何处?(上)
·胡适要打倒孔家店,铁证如山
·学术研究和中国民主运动
·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
·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我对民主宪法的三点建议
·列宁联邦制理论的必然之路就是全国解体
·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上)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中)
·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
·谈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演变及未来民主宪法走向
· 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捆绑人权条件
·为什么同样的联邦制让苏联等国家走向深渊?
·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中国民主运动之思想基础
·张君劢是民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人
·还原民盟成立的历史真相 一一与章诒和 、黄方毅等人商榷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一)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二)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三)
·张君劢=民主──为纪念张君劢诞辰一百三十年而作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四)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七)
·王沪宁居然也会犯低级错误\王公权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五)
·历史的真实和谎谬的历史(六)
·《二零一八宣言》
·《二零一八宣言》附文
·《质疑中共的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
·《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
·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与难度所在
·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
·向鲍彤致敬
·《二零一八宣言》的《八问》
·严家祺思维方式表象的剖析
·必须批判胡适的科学主义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一)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
·金庸:武侠巨人 政治小人
·说说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三件怪事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三)
·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
·是“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还是“没有宣战,何来五四?”
·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
·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各种历史认识观的简略评议
·黎鸣算不算是中国民主运动力量?
·认清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的错误所在
·有感于“敢为天下先”
·张君劢: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 敦促胡平、章立凡先生尽快树立罪错思辩方式
·对胡平《镇反运动小议》一文的解析
·《二零一八宣言》导读(四)一树立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是一个关键
·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一)
·孟泳新/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二)
·向大家推荐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三)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一)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二)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三)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四)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五)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六)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七)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八)
·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九)
·孟泳新给陈奎德的两封信
·黃鶴昇《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三)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四)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五)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

笔者依据哈贝马斯哲学、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和沃尔泽正义战争理论,找到了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并撰写成系列文章,以一种崭新的方法,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方式来严密地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理论为建立民主中国运动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用问答方式简单地说,问:为什么要搞民主中国运动?答: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起一直在搞党国独裁。问:为什么中共能从1949年起在中国大陆大搞党国独裁呢?答:因为毛泽东发动和打赢了解放战争,赶走了蒋介石,建立了所谓的“新中国”。而笔者和海内外诸多历史学家、纪实作家一道,用充分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分析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所谓的“解放战争”是靠屠杀大量无辜民众夺取政权的非正义的战争。因此,靠屠杀民众建立的中共独裁政权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政权。
   一、 引言 历史学、1945-1949中国国共内战史、正义战争理论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一书中写道“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认识”。
   何兆武先生把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说,“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给它以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结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
   “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1。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构成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于是历史精神的核心。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丽,就失去了依托。此外,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这种探讨有一部分和科学(如心理科学)重叠,但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构成为近代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而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结合其他两方面,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近代史学的大厦。我们正是凭籍它们,才能分析和掌握过去的历史,而且正是因此,我们的理解才能不断前进。”

   “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
   由上面引述的何兆武的几段话,人们可以看出,何为历史学,历史学有何功效,何为历史学的两个层次……等等的问题。
   笔者认为,1945-1949中国国共内战史,这是近代中国史中最关键最重要最复杂最富争议的一段分支史,也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成果最薄弱的一段分支史。
   按照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研究所得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的含义,用我们欲解决什么问题来讲,历史学Ⅱ就包括了,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毛泽东会打败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是谁发动了所谓的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是不是正义的……等等的问题。由历史学Ⅰ得出的历史只是各类历史碎片的毫无规则的堆砌,而由历史学Ⅱ得出的历史则是经由历史哲学家加工过的各类历史碎片的有规则的组合。由此可知,康正果的《头号战犯毛泽东——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一文对解放战争的研究只能是(或也仅仅)是属于历史学Ⅰ范围的研究。
   笔者在本文中讲的“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狭义地仅仅是指对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中最重要的也最有争议的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研究实践。正义战争理论则是属于何兆武所说的历史学Ⅱ的范围。在正义战争理论之中,“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 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孟泳新:《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其实,请诸位读者首先明白这一点,笔者与许多读者一样,几十年前早已知道,中共多年来一直宣传“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最近还看到有人在说:“说简单点,鸦战后的百年,中国仍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临着还能不能保存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使中国在已经成为完整一体的世界之中,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革命,可谓起承转合、扭转乾坤。如果没有世界视野,则会低估毛泽东的功劳。”
   笔者提出的“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的论断就是在“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的大氛围下产生的,自然也已经考虑了各种不同人的反映以及自己应该如何来说服任何的一个反对者等等这样的一类问题,也考虑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中国运动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可坦诚地讲,对正义战争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笔者还有许多许多未解之迷,但这一点笔者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正义战争理论是为民主中国运动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用问答方式简单地说,问:你们为什么要搞民主中国运动?答:因为共产党从1949年起一直在搞党国独裁。问:为什么共产党能从1949年起在全大陆大搞党国独裁呢?答:那是因为毛泽东打赢了解放战争,赶走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问:那解放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民主中国运动必须对之做出非常明确的回答和结论,如果说解放战争是正义的话,那民主中国运动就到此打阻,就地解散,如果说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话,那才有了如何去搞的问题。由民主中国2014/1/23首发的应克复数篇长文《中国近代史,即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一)——纪念启蒙先师李慎之去世十周年》说,“对此,李慎之很是感叹。他说:“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泽东英明伟大之外,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莫名其妙是难免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在其后高越农发表了他对此文的阅读后的思考,其中说,“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由此可知,遗憾的说,应克复没有就争议的关键节点三年战争进行如同上面已提过的何兆武所要求的历史学Ⅱ,历史哲学层次上的研究,就敢对中国现代化史怎么写作一长论,岂能有正确的结论吗?读者从中可认识到,笔者为什么在引言的开头要引用了何兆武的几断话的用意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注意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程序。读者从我的有关正义战争理论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几点,比如笔者对蒋介石为什么会败退台湾的原因(尽管有人会说,这可是人人皆知的老问题了,早有结论了。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似有结论实无结论的问题妨害了人们前进的步伐)等等的问题只字未提,因为这正是笔者以后要做的功课。另外笔者还从正义战争理论的发表过程中的遭遇中,笔者还察觉了,应遵照如下的策略,先力争在海外民运人士界的共识,再寻求中国大陆人士的共识。
   二、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实践的文献评述
   ①王芸生是中国正义战争理论的先驱。1946年 4月16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在中国近现代中,王芸生是第一个中国人,说出了长春之战是非正义的这一个价值评判的第一个中国人。
   1945—1948年的东北内战这期间,《大公报》先后有三位记者在东北采访。最早是吕德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即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了东北。此后,记者徐盈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虽未常驻,但他写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东北局势。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局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月,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到沈阳,与吕德润共同负责东北报道。1946年秋,吕调上海后,东北的采访报道则由张高峰负全责,直到1948年。
   王芸生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的前后,《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吕德润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之后《大公报》又发表了另一位记者徐盈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在长春被围困的4个月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发表于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
   因为与《新华日报》的这场论战,王芸生“后半生永不得安宁”(其子王芝琛语)。1962年,他在政治压力下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其中,“上纲上线”地自认《可耻的长春之战》“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讲话,并且散播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稽谣言”。但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王芸生又承认那篇文章是他“最大的违心之作”。
   据张高峰后来讲,周恩来曾经通过他人转告他,那篇报道“是错误的,错在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张高峰也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就这篇报道反复作出“深刻”检讨,不断自我批判,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1946、1948年的两次长春之战,两篇报道,被一篇社评牵扯到一起,使3位报人几十年“不得安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案例。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