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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園居士的佛化人生——《陝西佛寺紀略》修訂本後記

我祖父五十八歲時回首前半生,曾著文敘述他皈依佛門的心路歷程,題曰《五八自述》。該文定稿由我二伯毛筆楷書,抄錄在裝訂成冊的十行紙上。六十年代中,祖父的書房歷經公安局、社教工作組和紅衛兵多次查抄,這冊從未外傳的手稿早已不知被沒收到何處。家人中唯獨我讀中學時住在祖父母身邊,曾有幸半懂不懂地翻閱過那本用文言文寫成的長篇回憶錄,至今還能模糊記得其中的某些片段。
    檢討祖父信佛前參與的那些社會活動,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後來的佛化人生與早年的入世經歷自有其前後貫通的內在聯繫,這條主線就是始終致力於改良社會和延續善緣。在家鄉臨潼讀書求學的年月,他曾成立「天足會」,創作「放腳歌」,熱心參與破除纏足陋習的宣傳活動。他本人更以身作則,給自己的頭生女起名「天菊」(諧音天足),讓我這位出生在清末的大姑倖免了纏足的痛苦。戊戌新政後,祖父考入京師大學堂攻讀政治經濟門。在北京讀書期間,他加入同盟會,寫過反清詩詞。在一次冒險剪掉辮子後,他去照相館拍照留念,並於照片背後題詩一首,我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剪斷除豚尾恥」之句。辛亥革命前夕,祖父棄學回陝,參加了西安的反清義舉。陝西軍政府成立後,他任職財政司次長,同時輔佐軍政府大都督張鳳翽發展地方教育,參與創辦菊林小學、女子師範學校,並兼任西北大學預科校長。1914年,北洋政府的勢力控制陝西,原軍政府成員多受到排斥打擊,祖父見世事已不可為,只好帶家眷離職出走。在避居上海之日,他曾一度思想激進,結識過陳獨秀,拜見過孫中山。對孫的「知難行易」學說,他曾當面有所質疑,孫隨手打開面前的電扇辯解說:你即使對電扇的構造和原理一無所知,也無妨你手按開關,使用它扇風。受到報刊上有關俄國革命系列報導的影響,祖父甚至打算親自赴莫斯科考察一趟。後因他母親竭力阻止,才退掉了預定的火車票。他在法租界創辦《正報》,發行一年有餘,因抨擊時政,報社遭到查封。接下來他又主編《公民雜誌》,倡導發展實業,所關注的議題尤偏重振興西北地區的經濟。此期間他曾專程赴日本考察,計劃在西安開辦紡織廠、麵粉廠,以及電話公司等等。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那几本雜誌還保存在祖父的書房內,雜誌上昂首而吼的雄獅封面照至今仍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無奈那年月軍閥混戰,時局動蕩,陝西遠處內陸,交通閉塞,發展滯後,祖父種種急切的倡議和計畫最終都流於徒託空言。經過多次碰壁,再加上多年流寓顛簸,他日益感到前途迷茫。此時他母親從西安來到上海,祖父陪同念佛的母親進香江南各佛寺,朝拜普陀山觀音道場。據他在<自述學佛之因緣>一文中所述,正是在這一趟滿足母親心願的旅程中,他意外受母親感化,隨之結識印光和太虛兩位佛界大德,多次交談中漸有了開悟。祖父的母親年輕守寡,長期吃齋念佛,含辛茹苦,養育供給他讀書成人。老太太在一九二一年病逝上海,出於承傳慈母留存的善緣,祖父從此發願信佛。正如他在那篇自述文中所說:「補報母恩,唯有佛法。」辦完母親的喪事,他當即皈依在印光法師門下。
    一九二二年深秋,祖父扶柩回陝,葬其母於西安東關龍渠堡東門外的康氏墳園。那墳園佔地十二畝,特取曾祖母圓寂之義,起名「寂園」。祖父從此自號寂園居士,在園內度過了他後半生的佛化歲月。寂園居士為慈母守墓,追隨她吃齋念佛,並非從此隱棲園林,僅以念佛消遣餘生。他在自述中說得很明確:「故為學佛,即學救世。」在前此的入世活動走不通之後,他便立志把弘法事業作為他改善現實人生和促進社會改良的方便法門。
    佛教傳入中國,經過隋唐間接受傳播期的一時興盛,此後在本土化過程中發生世俗化的變異,遂漸趨衰落。延及清末民初,寺院建制和僧尼的整體素質都衰落到一片荒蕪的地步。面對佛教界萎靡不振的現狀,居士佛教在各地發起了復興佛教的救亡行動。從楊文會創辦金陵刻經處和祇洹精舍,到歐陽漸倡辦支那內學院,以及韓清淨在北平建立三時學會,一批富有學養和思想趨新的居士自願結成弘法團體,建立佛學教研機構,包括太虛大師這樣的僧界革新者,早先都曾受教楊文會的祇洹精舍。正如梁啟超所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會。」通過詮釋佛學來激發思想資源和促進社會改良,可謂清末民初居士佛教的一大特色。那時候中國社會正在從舊有的農業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新興的有產工商業者仍不失傳統倫理教養的風範。常言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傳統的人生價值觀既嘉許善人致富,更鼓勵富人行善,工商業者組成的居士群體既是宗教團體,也是慈善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要數上海佛教淨土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在那個天災和兵亂頻仍的年代,居士實業家紛紛把他們有限的財力用於施捨救貧和賑濟災民,他們的善行與僅向寺廟燒香祈福的低層次民俗佛教形成明顯的區別。

   上述的居士佛教/佛學組織顯然給寂園居士在西安的佛化活動樹立了榜樣,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說以及有關教理、教制、教產革新的倡議更讓他明確了可行的弘法方向。回到西安後,寂園居士首先從組織居士團體做起。他先是在寂園設立蓮社,每月聚眾念佛,邀集路禾父、楊叔吉、高戒忍等知名居士研討經論,商議革新佛教的事宜。此後他們集思廣益,多方聯繫,辦理登記手續,經當地政府備案批准,正式成立了佛化社這個西北地區的第一個居士組織。該社的組織實施董事制,社員推選董事會,由董事會選出社長、常務董事,任期均為三年,可連選連任。寂園居士一直連任社長,直至一九五八年佛化社被勒令關閉。此外,佛化社內部還特別設立講經會、念佛會、佛教青年會、婦女觀音會,並於各縣設立分會,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二十餘年間,曾在一定的範圍內發揮過消災勸善,傳播佛學知識的佛化作用。
    寂園居士繼續運用他編印刊物的專長,經一群居士同仁配合協作,由他主編兼撰文的《佛化隨刊》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了創刊號,面向全國發行。該刊的主要欄目有經論新解、佛經詮釋、讀經體會、修習禪頌、佛教人物、名山介紹、佛教春秋、居士修持、佛教故事、佛教音樂、佛教繪畫等,直至一九四0年停刊,共出版二十一期,在讀者群中被譽為「佛海明燈」。此後寂園居士又主編《大雄》月刊,出版數期,還配合好幾起盛大的弘法活動,出版了《印光大師特刊》、《太虛大師弘法專刊》、《陝西佛教新紀元》等刊物。除了藉助刊物弘法,在交通阻塞的整個抗戰期間,寂園居士還在寂園蓮社內設立刻經處,刻印《金剛經》、《壇經》、《宣講拾遺》等二十餘種佛化讀物,廣泛流通西北地區。直到六十年代,那些刻版仍裝滿幾個大木櫃,保存在寂園。文革中紅衛兵抄家,那些木板全遭焚毀。此外,寂園居士還熱心參與朱子橋將軍在西安發起的影印宋版《磧沙藏》工程,影印完工後,他更認購一部,那滿滿一書櫃藏經被他視為藏書中的瑰寶,始終置於他床頭。寂園居士一面組織人力,一面蓄積財力,更在佛化社內設立佛經流通處和佛學圖書館,既收藏佛經及佛學論著供信眾閱讀,更贈閱或銷售此類讀物,在居士同仁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促進佛化信息的傳播。
    佛化社是寂園居士及其同仁召集信眾研討和宣講佛法的場地,也是邀請著名法師和佛學家來西安講經的主辦機構。在該社推行的佛化運作中,寂園居士始終都很重視僧俗兩界的合作互助,同時也尊重太虛法師堅持“僧伽為主體”的弘法主張。自佛化社成立以降,太虛法師、喜饒嘉措大師和華清、月溪、祥瑞等法師都先後應邀來西安講經,其中如太虛和喜饒嘉措兩位大德,初到西安,都被恭迎至寂園,安排在專設的客房內住宿供養。我與祖父母同居的五年中,就一直住在那間客房內。其時已是黨天下控制一切的年代,受限於森嚴的政治高壓,寂園居士再也沒能力沒條件在他的蓮社內接待四方僧眾了。
    佛寺在清末民初的沒落破敗既受損於僧伽整體積存的弊病,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各地官民侵佔寺產所導致的惡化現象。舊有的秩序已經解體,新制度尚未建全,在整個民國年代的亂局中,很多寺廟或淪為駐軍營地,或被地方上興辦的學校長期佔用,西安周邊的不少佛寺也遭遇到類似的侵佔。以佛化社為主體的西安佛界革新派於是趁勢發起佛教革新運動。寂園居士代表宗教界發表<敬告各界文>和<西安三教代表請願書>,既強烈要求当局發令制止侵佔寺產的行動,也同時揭發「僧界腐敗,不守清規」的弊端,公開主張「整頓僧伽制度,嚴整寺規」,對寺院僧眾發出「速理內部,免貽人口實」的忠告。《佛化隨刊》上同時發表<陝西佛教會整理僧伽草案>一文,對佛界內部因循守舊的人和事有所指斥,嚴正問責,進而在僧俗兩界和新舊兩派之間引起持續的爭論。
    寂園居士與歐陽漸頗有交往,我現在偶一閉目,記憶中都會浮現出祖父居室內墻上那幅字體古拙的對聯——歐陽漸寫給他的集唐條幅:「白蘋風起樓船暮,紅蓼花疏水國秋。」寂園居士儘管很尊重僧界諸大德,但同時也對歐陽漸<闢謬>一文的立場持比較認同的態度。至少就西安當時的情況來說,僧伽整體上的水平低下的確亟待整訓,促進其提高。正是有鑒於這一落後狀況,寂園居士及其居士團體特別關注培育佛教人才,致力於僧眾的文化知識教育,在興辦僧伽學校方面,他們斷斷續續,做過一些事倍而功半的工作。他們先是在佛化社設立佛學講習所,幸賴朱子橋將軍等善長捐資襄助,講習所辦學三年,培養出個別合格的僧才。此後他們又在興善寺開辦佛學養成所,在大慈恩寺成立專弘法相唯識宗的慈恩學院,但都為期甚短,隆重開幕後,多以草草收場告終。直至大陸變天前夕,他們還在興善寺創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截止一九四八年,培養出第一期十六名畢業僧。寂園居士及其居士團體在僧伽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最終在一九四九年畫下了句號。
    修繕西安周邊的佛寺,也是寂園居士及其同仁佛化行動的善舉之一。作為《陝西佛寺紀略》一書的作者,他的書稿中不只記錄了那些寺院的沿革和現狀,他本人同時也介入所敘述的沿革,親身參與了改善現狀的行動。這裡要特別表彰大慈善家朱子橋將軍的一系列善舉。朱居士於一九二六年組建華北慈善聯合會,通過東北、華北各慈善團體募捐,四處救災。一九二九年關中遭受嚴重的年饉,朱居士來陝賑濟之際,因見各處古剎破敗凋殘,遂發願盡力修復。寂園居士本人的財力和號召力其實十分有限,身為佛化社的帶頭人,他能盡心盡力的事情多是做些組織聯絡的工作。在朱居士主持修復各寺院的過程中,寂園居士經常親臨現場,協助各善長監理慈恩寺、華嚴寺、法門寺等寺院的修復工程,同時撰寫部分寺院的重修碑文,更發表長篇報導,詳盡記錄重修法門寺塔的整個過程。
    就我個人的評價來說,寂園居士佛化人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參與的慈善事業。他曾任華洋義賑會陝西會長、華北慈善聯合會主任監事等職,長期主持陝西賑濟工作。他所領導的佛化社居士團體也是一個慈善機構,在該社內部曾附設貧兒園,收容過不少孤兒。特別是在關中饑荒期間,佛化社創辦《陝西災情報》,登錄災區拍照,廣泛宣傳,多方募捐,設粥廠十數處,每日施粥,救濟了四萬多災民。這些報道災情的小冊子直到一九六0年還保存在祖父書房內。我從故紙堆裡找出那些塵封的冊子,曾逐頁翻閱其中反映災情的照片,包括饑荒中餓殍的數字,捐款施主的名單……那時候我們在學校被反復告知的是舊社會多麼罪惡,新社會多麼幸福,我翻閱那冊子上的災情記錄,確認著舊社會的罪惡,卻渾不知當時的新社會正處於政策錯誤造成的嚴重饑荒。新聞媒體無隻字報導災情,也沒有任何個人或民間團體有權問責政府和採取自發救助的行動。誰要敢談論饑荒,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直到多年後毛澤東死去,外界才得知,我們幸福的新社會餓死了三千多萬飢民,時至今日,現政府仍對此悲劇諱莫如深。舊社會不管多麼罪惡,民間社會報導災情的自由和救濟災民的義務還沒有被當局剝奪,慈善團體因而還有機會做些菩薩道救苦救難的工作。正是在這種政府無意約束民間守望相助,世道人心也讚許行善的局面下,慈善團體才得以施行及時的救濟。寂園居士於是四處奔忙,協助朱子橋等善長籌資募款,在大慈恩寺特設「慈恩孤兒院」,收容孤兒達百餘名之多。佛化社同仁配合寺僧,在院中教養孤兒們半工半讀,學習知識和技藝,以期他們離院後都有能力獨立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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