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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哲盈 : MeToo分歧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局

随着新一代成长印记的改变和近年政治环境的恶化,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是它的发展正在变得困境重重,其中的撕裂、迷惘,以及与其他派别合作的困难从此次MeToo事件中可见一斑。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成为中国版MeToo运动的开端。接着,中国内地的MeToo 运动冲出高校圈子,分别在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等言论较为开放的圈子中爆炸式上演,并形成了多年来中国舆论环境中难得的思想辩论氛围。
   
   7月28日,在中国公众视野中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政治学者刘瑜对MeToo 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字旋即在内地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也在知识界引爆激烈争论。刘瑜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权运动者及其他知识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第一代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刘瑜算是很多新一代青年的民主启蒙。近年来刘瑜渐渐在公众视野沉寂,随着反性侵运动的愈演愈烈,一篇发布在个人微信账号的MeToo评论将其重新推上了风口浪尖。该文虽不能算严肃作品,却成了她在公共视野沉寂多年后的新“代表作”,并开启了近年来中国舆论中少见的公共讨论。

   
   MeToo运动本是一场女权领域的斗争,但有趣的是,从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反性侵运动中,我们足以窥见当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尴尬处境。本文从试图从刘瑜MeToo评论出发,从这场运动各个参与群体的分裂、消匿、新融合中,浅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局。
   
   
   一 、自由派内部的裂痕
   
   
   近期的Metoo运动,在很多社会领域中激发反响,但其中之一是,自由派内部开始产生隔阂,有不少声音甚至将这次争论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但仔细考量,也许并不是自由派突然撕裂了,而是自由派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MeToo 运动只不过是让这些裂痕浮出了水面。
   
   1、MeToo大辩论:保守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争
   
   在对双方分歧进行梳理前,我们必须承认,“自由派”这个称呼原本便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讲更是过于笼统。根据莫之许的左右定义,泛右派的核心坚持是个人权利、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和反思集体道德,而泛左派的核心坚持是社会福利、反对经济开放、主张国家主权至上,支持集体道德。然而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左右标签所指十分混乱。我们通常认为以政治光谱定性,对官方意识形态批判即为右派(自由派),但此种“批判”一方面难以和左派进行区分,一方面难以在其内部加以进一步界定。
   
   因此,“自由主义”一词及其延伸意识形态的复杂含义常常令人困惑,中文语境下的“自由派”更是发展出了特定历史与政治情境下的特殊意涵。虽然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反极权专制为“共同底线”,但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其内部的巨大且复杂的分化便暴露无遗。在这次运动中,便集中体现为“保守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争。保守自由主义结合自由价值、政策与保守主义立场,在社会、道德议题上持有较为传统的立场。“进步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表现为主流性质的新社会运动的联盟(包括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多元文化主义以及LGBTQ权益运动)和高度的“象征性”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商业体(华尔街、硅谷与好莱坞)的联合,在中国以女权和自由派内部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更激进团体为代表。
   
   此次MeToo运动中爆发的分歧,即可以说是两者在女权的维度上描画的一次清晰裂痕。
   
   自由还是平权?
   
   刘瑜在讨论MeToo运动时提到,她不认同受害者“别无选择”,而是认为“除去某些极端的情况,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而MeToo运动的支持者认为,非同保守主义观念下“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私营企业主、公益圈领袖、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属于拥有权力的一方,而持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
   
   这反映出,在经济与社会议题方面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人”和“个体自由”的假设,与MeToo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压迫而呼吁基于群体的平权,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前者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基本权利,那么这些独立个体就应该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并为自己的行为或遭遇负责。女权主义者李思磐在数年前早已指出,中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人权”理解为“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的能力所提供的保障”。而后者则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权力关系下的个体,上述的基本权利对他们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个体仍然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权力结构”的压迫,其中就包括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公域还是私域?
   
   关于性骚扰/性侵的解决途径,刘瑜认为,受害者应该首先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哪怕法律途径走不通,也要在“‘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才将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声作为“最后的途径”。但在MeToo支持者看来,MeToo 运动正是产生于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社会环境当中。MeToo 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对抗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这体现出,MeToo 支持者对于在此事件上进行公、私领域的划分(“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市场等,“私域”则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公权力不得插手私领域)并不认同。按照这种划分,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家庭暴力以及私人关系中的性侵犯等问题,就都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成为“私领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公共讨论甚至立法来维护女性权益、实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正义的核心议题。
   
   运动还是法治?
   
   刘瑜的言论之所以引发激烈批评,最大原因之一是她将MeToo 运动形容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法治精神“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相比之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
   
   这典型地反映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如同文革所造成的诸多悲剧一样,起源于草根的MeToo 运动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被指控者若被误伤也难以自证清白。因此相对MeToo 等社会运动,“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小心翼翼”更值得推崇。
   
   但宋石男对此作出了区分,他指出“旧时代大字报式的大揭大批、大鸣大放,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操纵民众完成的,而现在MeToo 的匿名或实名举报,绝大部分是自发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权力自上而下操纵完成的。”
   
   北大飞则从中国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不同知识结构的角度提出反思。他指出,中国中年一代(40至50岁)在“文革”后上学读书,并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对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社会正义议题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因此一看到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
   
   另一方面,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这也是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会面临的质疑。而事实上,从逻辑角度,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不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会发生社会运动。同时,相比其他社会运动,MeToo 运动其实已经温和得多:它并没有冲击现有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仅仅是指出性侵受害者可能面临难以举证、后知后觉、舆论谴责、荡妇羞辱等多重问题,使得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MeToo 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在高校中建立反性骚扰体系,这在不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
   
   MeToo 运动之所以从学术圈与公益圈爆发,原因之一是这些领域的女权启蒙更成功。而同时, MeToo 运动在中国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我们从此次运动中发现,坚守旧有路线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进团体,难以就新近涌现的社会议题达成共识,而在自由派阵营内部,那些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成员,也和上一代人产生了隔阂。
   
   2、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很多人说,此次刘瑜的发声,是“偶像的坍塌”。此次运动也暴露出了许多早年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今日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时的局限性,让许多年轻人对其“袪魅”。
   
   中国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最早起始于2004《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向公众普及现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启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这些人多数是高校或者学术机构的学者,敢于表达个人见解,有些观点不同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也敢于向官方正统观点挑战。
   
   而现今尚存言论空间的自由派公知,对于公权力,事实上并非持强烈的批评立场,很多人也是体制内编制,所以跟权力之间的态度就有着些许暧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于是其批判意识就更为弱化。另一方面,多数体制内公知,并不反体制,还是寄望于体制内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线。
   
   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知识结构陈旧,又本能的与社会运动、平权观念等左派立场产生排斥,从而导致与草根群众的需求产生严重脱节。如此下来,公知一方面想要充当意见领袖青年导师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维护体制的事。因此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已远远落后于年轻一代。背负着历史包袱的他们对来自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满心警惕,对通过冲击权力结构来实现社会正义的路径也满怀疑虑。当曾经站在人们前方的意见领袖成为实质上的“保守派”,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新一代自由派青年。
   
   然而,下文我即将探讨的,是与此相关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第二重困局,即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迷思。
   
   
   二 、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迷思
   
   
   在旧一代自由主义“偶像坠落”后,人们自然将期望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一代。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和社会控制的加剧,这一群体并没有能够获得如同上一代的发挥空间。同时,大量自诩“自由主义”“右派”的青年学生出现,但在连串的社会事件冲击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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