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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格 (评述) : 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干预

编者按:中共一面在国内制造人权灾难,另一面力图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救济。 “人权观察”在其报告《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The Costs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China’s Interference in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echanisms),从多方面详尽说明了中共政府如何阻挠非政府组织的人权工作,操纵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认证程序压制公民社团,在条约机构、特别程序、人权高专办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人权机构进行各种抵制、干预人权机制的活动,最后报告提出了建议。
   
   下面发表的是报告中“中国和人权理事会”这一部分的介绍,以方便中文读者了解报告的内容。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在全球各地拥有约400名工作人员。其成员由跨领域的人权专家组成,包括国别研究专家、律师、记者、以及不同背景与国籍的学者。自1978年成立以来,“人权观察”的特色是精确的事实探掘、公正的调查报告、有效的媒体运用和针对性的倡议行动,并且经常与当地人权团体合作。每年,人权观察针对大约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超过100份调查报告和简报,经常获得各国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基于长期累积的公信力,人权观察经常会见各国政府、联合国、区域性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欧洲联盟、金融机构和企业组织,施压要求他们改变政策与实践,以促进世界的人权和正义。

   
   
   
   报告说,中共政府利用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地位,维护自身免受人权审查,并与那些同样侵犯人权的气味相投的国家一道,反对任何推动人权进步的倡议,特别是对指控具体国家的侵犯人权报告,中共政府更是极力抵制。虽然在外界看来,中共政府在人权理事会中采取低调态度,但实际上它的作为远非其他小国可比,它能够利用其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防止对其负面的人权关注或调查。
   
   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任何对中国人权问题做出决议的尝试。”中共政府在人权和国际法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就是反复声称国际审查是对国家主权的无理干涉。
   
   中共政府反对讨论它的人权记录
   
   驻日内瓦的中共外交官,致力于在联合国内转移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例如其他国家或联合国专家提出的批评性声明。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包括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一位外交官反映,当人权理事会中出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时,你就会看到中国政府的反应机制,他们不仅在日内瓦,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活动,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对其人权记录的讨论。虽然中国政府对非西方小国的影响力更强,但它不会止步于这些小国,它试图对更广泛的国家施加压力,它所使用的手段也五花八门。
   
   中共政府谋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在战略上把自己定位成发展中国家的维护者,特别是对那些和它气味相投的国家,诸如朝鲜、伊朗、俄罗斯、古巴、叙利亚、委内瑞拉等等,在涉及这些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给予支持,当这些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受到人权问题特别关注时,中共政府就为他们辩护。由此,中共政府就能够同样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正如一位联合国大使所解释的,无论这些国家的人权侵犯多么恶劣,他们都会相互袒护:因为“今天是为我,明天就会为你”。人权议题本身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动机,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所以,“我支持你,是因为以后无论我希望你支持我什么,你都会支持我。”
   
   例如,在2013年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古巴评论说,它“赞赏采取措施打击犯罪活动[指中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鼓励中国继续捍卫其主权。” 中共政府投桃报李,反过来在对古巴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中国祝贺古巴在人权领域的成就。中国呼吁相关国家取消违背古巴人权的[美国]禁运。”2009年古巴提出的建议,旨在掩盖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径,它鼓励中国政府“严格按照法律,避免让那些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目的的维权人士逍遥法外”。
   
   尽管中共政府迫害藏人,但2013年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却提出建议,支持中共政府进一步镇压。巴基斯坦建议,“加强对煽动、恐吓或帮助他人实施自焚的罪犯采取行动的努力。”乌兹别克斯坦则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将煽动他人自焚的人绳之以法”。
   
   作为回报,中共政府反过来赞扬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以达到其目的。虽然西方国家也不能免于施压,但中共政府的施压目标通常是那些不富裕的小国。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反映,像我们这样的小国的确受到中国政府游说的压力,当你决定在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时,你就不得不应付中国政府的反应。另一位外交官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影响既是政治性的,在许多情况下也是经济性的;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主要伙伴,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商品买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政府并不奇怪。
   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告诉“人权观察”,中国官员利用其国内市场和资本以及发展援助的获取为条件,来维护自己不受人权批评。据一位欧洲的外交官反映,“一些非洲国家严重依赖中国的援助,因而不敢对中国政府发表一点批评。这些人权理事会的非洲同事们受到本国政府的严格指示。”另一位外交官说,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这些国家不想惹恼这个重要的伙伴。一位非洲国家外交官的话证实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会表示,[如果不帮助中国政府排除人权关注]这将会损害双边关系。中国大使甚至会直接向本国总统提出要求……他们会威胁撤回援助。”
   
   中共政府的报复威胁,例如,把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国家排除出中国市场,或者冻结外交关系,长期以来就是中共政府在各个领域进行国际交往的惯用手法。 这导致人权理事会的一些代表团,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代表团,选择缓和或放弃批评,以避免惹恼中共政府。
   
   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中共政府甚至到境外打压自由言论,抓捕香港书商。为此,2016年3月,美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协调一些国家,准备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为避免影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拒绝联署。最后,签署联合声明的有12个国家: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日本、荷兰、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其他一些没有签署的国家,因为担心多边外交的公共压力引起中共政府的反击,而避免与这份声明扯上关系。例如,一位曾批评过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外交官表示,他对本国政府“决定不参加联合声明以避免报复”而“感到失望”,因为该国将与中国进行高层互访,不希望节外生枝。2017年6月,欧盟未能在人权理事会上发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特别关注声明,因为欧盟成员之一的希腊不愿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共政府还奖赏那些不使用公共人权压力的国家。一位外交官(他的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人权对话)说,只有当某国政府不发表公开的人权批评时,中国政府才会同意进行下一次人权对话,就好像是,你不批评他,他就给你一块小饼干。中共政府进行游说活动,包括以贸易协议为条件,力求把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至少说服一些国家撤回其支持。一位外交官(他的国家抵制中国的压力)反映:中国政府用经贸关系进行要挟,来抵制人权理事会的外交官为中国人权状况发声;中国政府游说这些外交官的本国政府,当驻日内瓦的外交官要针对中国政府发布联合声明时,会遭到国内官员的抱怨,因为他们在与中国做生意,不希望因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而把生意搞砸。
   
   美国驻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思·哈珀(Keith Harper)发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指责发布者的政治动机,反过来批评美国,而不是对联合声明的实质内容进行回应。
   
   任何国家的人权记录都会受到审查,但如果一个政府对人权批评的回应,是攻击批评者也有人权问题,那人权理事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推动人权进步的政府间机构。这种对人权批评的态度与耍无赖没有区别。
   
   中共政府不喜欢其他国家的批评,但并不回避对别国的指责。虽然中共政府声称反对任何针对具体国家的决议,但它又一再支持针对以色列这个具体国家的行动。这就是中共政府的双重标准。
   
   那些签署对中国人权问题联合声明的国家,随后遭到中共政府的抗议。一位外交官指出,中国政府试图把一个国家对联合声明的支持,与该国贸易和其他商业机会的损失联系起来,来警告别的国家
   
   虽然中共政府的确会进行报复,例如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对挪威进行了报复,但据一些报道反映,中共政府的实际行动与嘴上的威胁并不一致,有时雷声大雨点小。一位外交官对那些签署了联合声明的政府代表,做了一个非正式调查,据他说:“没有国家遭到任何有意义的报复后果,除了可能推迟双边人权对话之外,而这并不算一个巨大的损失。”此外,尽管中共政府暂停了与挪威的大多数高层政治接触,但中国与挪威的贸易并没有受到损害,2015年双边贸易达到历史新高。
   
   另一位外交官指出,不管后果如何,在决定是否采取人权行动时,都会面临艰难的权衡;中国政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但看到中国政府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当他们在境外抓人,进行人权迫害时,这就不仅仅是侵犯人权,而且是在侵蚀国际规则,破坏国际秩序;这太危险了,所以不能不发声。
   
   中共政府反对人权理事会针对具体国家采取人权行动
   
   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在人权理事会一直反对采取针对具体国家的行动,即使是对最严重的人权侵害者。中共政府惯于和稀泥,鼓吹合作和对话优先于“对抗”。中共政府劝阻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不针对具体国家采取行动,一贯抵制针对特定国家的决议,例如伊朗、朝鲜、白俄罗斯、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这种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中共政府极力加以维护。
   
    不仅中共政府如此,其他一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多年来也反对解决特定国家(以色列除外)的人权侵犯问题。但是,取消对具体国家的人权审查,人权理事会就无法承担它的任务,无法解决严重、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这种破坏人权理事会工作机制的做法,使人权理事会形同虚设。
   
   例如,2014年9月,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Zeid)针对叙利亚的严重局势,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在叙利亚,2011年3月至今年4月期间,有超过19万人被杀害……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统计,超过300万叙利亚人逃离了他们的国家,还有65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换句话说,几乎有一半的叙利亚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扎伊德据此得出结论:”这个古老的文明已经退化成屠宰场,儿童在父母前面遭到酷刑,或被公开处决,到处是肆意的杀戮和破坏。”但在2016年6月的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中共政府反对关于叙利亚的决议,宣称:“中国对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有着明确的立场。我们一直主张,在解决人权领域的分歧方面,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我们在人权领域反对公开施压,反对强制执行外部调查机制。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不寻求自私的利益……遗憾的是,L.9 号决议[关于叙利亚的决议]对一方施加了片面的压力,并且由于严重缺乏平衡而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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