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中国战略分析
[主页]->[大家]->[中国战略分析]->[文革离我们并不远——文革定性研讨会论文辑要]
中国战略分析
·乔木:“赵家人”流行的背后
·列宁的中国传人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吴祚来 : 《党内有党: 评中共党内的老人党》
·冯建维 :《改革的污名化:中国水务“改革”乱象》
·吴子良: 聚焦南中国海仲裁
·慕容雪村:花开时节醒来
·张小山述介:《中国崛起的终结? 》
·裴敏欣 /王天成 比你所想的更可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
·张博树:重回丛林时代?——川普上任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
·苏星河:分化的时代
·吴强 通向革命: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两种运动
·陈一鸣 述介: “普京主义”的背后
·前苏联人80后迪马谈俄罗斯
·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谜题(陈万龙 译)
·郭于华:马克思社会思想再思考
·降英缤纷: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边巴次仁、李伟东 : 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与达赖喇嘛驻北美
·张小山 述介:TPP已死,现在该怎么办
·彭濤: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與威權固化下的中國民主化前景
· 程晓农 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欧阳楚荃 述介:续写中国的未来
·邓聿文:平壤的崩溃及北京的了断
·秦晖 关于民族主义:合理的、极端的和假的——以前南斯拉夫内战、大屠杀和
·罗宇:对《如何评估近年来中美外交走向》的不同看法
·周舵 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幻想?
·黄晨:民族主义:现代化的陷阱
·吴子良:中国民族主义对美国校园言论自由的影响:评杨舒平事件
·欧阳楚荃:墙之外:中国的全球信息战略
·何清涟:溃而不崩:对中国前景的一种分析
·张 钢:中国版“门罗主义”与“位移三角”时代
·郑 林:中俄邪恶轴心的形成 ——评2017年7月4日习-普两个联合声明
·夏明 李伟东:“通俄门”面面观
·丁毅:中国转型之“民国宪政方案”可行性研究
·张博树: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兼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霍莉·斯内普等 : 新法之下的中国NGO ( 杨子立 述介)
·王康:血腥烏托邦與紅色帝國的啟示 ——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祭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中国的世界秩序 (徐 伟 译)
·滕 彪: 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 ——郭粉现象的意蕴
·荣剑:朝鲜拥核下的东亚再平衡
·张 杰: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
·郑宇硕 王天成: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三周年之后谈“占中运动”
·李伟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
·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 (上)
·矢吹晋 : 此消彼长?中美两国政经走向的若干分析 ( 殷志强 译)
·彭濤:”一帶一路“與中印巴三國關係
·关于中国军力和台湾统独问题的辩论
·邓聿文: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及中国的立场
·石井知章 、 张博树:日本学者如何看中国?
·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
·本刊编辑部:大国关系转换及其对民主的影响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2017年11月4日
·“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研讨会纪要
·欧阳楚荃 (述介) : 不战而胜的贸易战
·迈克尔·D·斯温 (徐行健 译 ) : 川普时代的亚洲安全威胁应对
·季毅( 述介): 中国接待金正恩能得到什么
·李劼 : 對當今中國的強國梦之分析
·洪深 (述介) : 习近平恢复终身制的可能后果
·冯崇义、王天成 :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过程
·王维洛 : 为了GDP 滇池水污染治理和滇中引水工程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
·周舵 : 围堵民粹,升级民主
·裴毅然 : 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欧阳楚荃 (述介) : 意识形态输出——中国的称雄计划
·洪 深 (述介) : 世界如何应对新疆的镇压升级?
·邓聿文 : 政治谣言与政治现实
·蔡慎坤 : 中美何曾在一条船上:析中美贸易战
·李酉潭 : 借鑒臺灣經驗,推動中國和平民主轉型
·曾建元 、张杰 : 两岸关系与台湾未来
·彭濤 : 民主與威權的再較量:析“民主衰败”
·谭降英 : 析2018年上半年三起行业性劳工维权事件 ——兼论中国劳工运动和宪
·张博树 : 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秦晖:关于“黄宗羲定律”的一些思考 (转载文章)
·张千帆:美国立宪时刻的制度之争 (转载文章)
·丛日云: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到民粹化民主 ——论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趋向 (转
·马勇 : 被忽视的历史拐点——德国占领“胶州湾” (转载文章)
·雷 颐 : “国进民退”引爆辛亥革命 (转载文章)
·许小年 : 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 (转载文章)
·任剑涛:英格兰文明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在于其“原创性” (转载文章)
·胡泳: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何以迥异 (转载文章)
·钱满素:三千年文明,为何培育不出一株自由之花 (转载文章)
·马建标: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转载文章)
·刘军宁:专政等于宪政吗? (转载文章)
·尤金·罗根: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转载文章)
·黎安友、 施道安:中國為什麼緊緊抓住新疆?
·丁一夫 :达赖喇嘛尊者和华人量子物理学家举行对话 (转载文章)
·邓聿文 :“习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能照多久?(转载文章)
·严家祺:文革幽灵在我们心中游荡 (转载文章)
·丁凯文:文革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转载文章)
·乔晞华、James Wright :博弈说——再探文革定义 (转载文章)
·李伟东:文革五十二年再思考 (转载文章)
·陈闯创:用普世价值观和博弈互动论解读文革 (转载文章)
·王毅:为什么毛泽东依靠文革小组发动与推进文革 (转载文章)
·胡平:从“文革不是什么“看”文革是什么“ (转载文章)
·吴思 : 文革——超极权体制的建构 (转载文章)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转载文章)
·裴毅然:文革成因探析 (转载文章)
·吴祚来 :造反与造神 (转载文章)
·张博树: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重审文革 (转载文章)
·盛洪:民企退场否定改革开放40年根基 (转载文章)
·文革离我们并不远——文革定性研讨会论文辑要
·李亚东 :《落叶集》——地下文学的深水鱼
·聂传炎 (评述) : 制约专制中国的锐实力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文革离我们并不远——文革定性研讨会论文辑要

编者按:文革发动于1966年,迄今已过半个世纪,按说早该“盖棺论定”了。事实恰恰相反,国人关于“何为文革”的论争从未停止,且越演越烈。更糟糕也更可怕的是,就现实政治而言,文革似乎大有重来之势,君不见北京的“习崇拜”已经热闹了好几年、中国政治光谱中“左”的东西在明显加重么?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本刊发表天问联合学会文革定性学术研讨会的这篇辑要,就是想提醒读者,文革离我们并不遥远,悲剧后面往往跟着闹剧,它将贻害整个国家。此外,如何“定性”文革,的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在考验我们的历史眼光、洞察力和智慧。
   
   如何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海内外高度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官方,民间的毛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西方学术界等,各有不同说法。即便在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有种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
   
   为了推进有关讨论,配合天问联合学会数字文革博物馆的建设,2018年6月9日,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美国不同地区的约20名学者参会或提交了论文。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文博馆筹委会顾问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本文精选若干与会论文,以辑要形式奉献给读者,希望有助于深化国人及海内外学界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严家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作者)
   
   文化大革命52年後的今天,我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聚会讨论,希望为文革作一个结论。纽约上空没有文革,这说明文革幽灵在我们心中游荡,而且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结论。我们站在纽约远处看文革,与站在文革的「空间近处」和「时间近处」,也就是站在52年前的北京看,会看到不同景象。我们需要有比较的眼光,从对世界各国历史的类似现象的分析中作出结论。
   
    我相信「太阳下没有新事」。文革史无前例,实际上只是舊事物穿上了新衣裳。文革不是革命,更不是与文化相关的大革命,而是一场持续的政变,一场把亿万人卷入的皇权崇拜与摧残人权相结合的、践踏文明的运动。文革是中国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是毛泽东清除异己、强化皇权,在共和国名义下复辟帝制的现象。
   
    世界千篇一律,旧戏不断重演。中国名义上是「共和国」。从专制独裁变为共和制的国家,手握军权的人,有企图、有野心,就会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复辟君主制。共和国是没有皇帝的,只要有皇帝梦,就会复辟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共和制变为帝制的事例不多,因为本来共和国就很少。两次世界大战後,大批君主国都成了共和国,手握军权的人,想当皇帝,就先当终身制的国家元首,然后当国王、当皇帝。对于那些终身在位的国家元首来说,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就会把自己的权力凌驾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之上,即使有共和之名,但国家制度实际上成了专制君主制的了。在现代,斯大林掌握苏联最高权力近30年,毛泽东27年,金日成46年,穆巴拉克30年,齐奥塞斯库24年,卡扎菲42年,卡斯特罗47年,这些国家,每一个都号称「共和国」,这些所谓「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都终身握住最高权力不放,使他们成了现代没有君主头衔的真正的专制君主。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为了强化皇权,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措施或方法,有时重用宦官外戚,抑制相权、杀戮功臣;有时收回兵权,削弱地方藩王割据势力;有时严控言路,大兴文字狱;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超越这些人的地方是,他无需像今年3月11日习近平那样废除宪法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无需像150多年前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那样进行全民投票选举,也无需要像1000年前赵匡胤那样发动军事政变,更不需要像2000年前的凯撒挑起罗马共和国的内战,而是依靠发动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搁置宪法,使所有毛泽东不喜欢的文武大臣,让普通民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形形色色的手段,在这些官僚身上踏上一只脚,一个一个地打倒。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君王有如此宏大的气魄,不怕身後洪水滔天,把文革前的舊国家机器一扫而空。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这可以作为文革的一种结论。
   
   
   吴思(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前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
   
   用马列主义概念讨论文革定性问题,面临着左右定义混乱和基础概念所指不明的困难。自由主义有极权主义等老概念,但难以描述文革试图超越极权体制的特征。
   
   我主张用超极权概念定义毛的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极权体制的建构运动。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向来不满,其不满至少包括下列诸项:第一,没有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第二,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官僚集团利用超经济的政治特权谋利。在生产领域,官僚集团利用掌控的各种生产资料即天然的经济特权谋利。工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则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谋利。上下结合,官僚集团用三自一包和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扩大自身谋利的基础,走向威权社会。这就是毛泽东看到的资本主义复辟前景。这种前景符合官民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类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稳定均衡。第三,斯大林清除对手,主要靠大规模肃反。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滥用暴力,杀错了很多人,过分强调了敌我矛盾。斯大林死后苏联变修,可见杀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而毛泽东主张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解决问题。
   
   上述不满之中,蕴含着新的解决方案。毛泽东说,他各种办法都试了。思想教育不行,整党整风不行,学术批判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大动干戈搞四清也不行。最后,他找到了自下而上的办法:把党放在一边,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摧毁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和旧秩序,搞一个大尝试、大民主。
   
   这就是超极权政治的由来。如果说,极权政治是领袖、干部和群众构成三层结构,那么,超极权政治就是领袖、官员和民众构成的三角结构。民众的政治地位相对提高了。这个超极权结构的特点是:第一,通过个人崇拜,神化领袖,进一步提升了顶层。第二,剥夺官员的部分特权,甚至剥夺某些人身权利,压低了中层。第三,实授“革命群众”某些名存实亡的公民权,再赋予部分革命特权,例如造反和群众专政的权力,鼓励民众的政治参与,提升了底层。结果,官员的政治地位下降,革命群众的政治地位提升,构成毛泽东领导下的官民彼此监督效忠的政治三角。超极权三角的左角是民,右角是官,顶角是领袖。
   
   在文革中,最高领袖多次调整自身与官角和民角的距离,形成了文革的几个阶段。在不同时期,顶角、民角和官角的权限不同,超极权顶角与民角和官角的距离不同,因此,超极权的版本不同 。
   
   文革初期,摧毁旧的极权体制,民众的革命特权较多。在“十六条”的承诺中,超极权可以达到2.8版。在上海夺权后的尝试中,一度达到2.6版。新秩序建构之时,民方赋权波动减少,官方赋权波动增加,超极权逐步降至2.2版。
   
    当然,本文设定的版本标号,只是不精确的比喻,示意而已。
   
   总之,超极权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并根据这种特点确定文革分期。
   
   超极权建构运动,既符合中国官家帝国凭借暴力和教化立法定规的传统,也符合官家帝国不同于封建王国的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逻辑,即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并学习赶超的逻辑。在更广大久远的时空中追究这种传统和逻辑,将出现一幅更深广的图景,帮助我们理解枪杆子和笔杆子在人性改造和制度建构方面到底能走多远,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这种政治体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波折和困难。
   
   
   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名誉所长)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我认为,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不是反官僚集团,也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又不纯然是权力斗争。毛泽东由于发动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别人篡党夺权。唯恐自己死后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毛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权力,理想、理念更多的只是借口和手段。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破的多,立的少,只破不立,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一套成熟成型的构想,他只是急于用某种貌似理想主义的东西否定别人而已。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乔晞华(社会学博士)、James Wright(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
   
   关于文革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的文章对具有代表性的四大派别进行了批判:(1)中共1981年《决议》的“内乱说”把保守派和党的各级领导在文革中的罪责一笔勾消,造反派被描绘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和流氓,邓及其追随者被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掩盖了真正受害者是黑五类的事实。(2)“一个文革说”是建筑在早已被摒弃的“乌合之众论”框架下的学说,而该理论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已经遭到毁灭性批判。(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由于社会运动学出现了更新的理论,早已失去往日的威力退出了历史舞台。(4)“两个文革说”存在着定位问题,牵强附会地把文革定义为“人民起义”缺乏根据。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事实上是社会运动中常见的“改革运动”,与革命无关。
   
   鉴于此,我们提出文革的新定义:文革是党内外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六个集团间和集团内进行的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简称为“博弈说”。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在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做出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当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定,博弈属于合作博弈。反之,博弈是非合作博弈。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博弈过程中,每一位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及收益有准确的信息。如果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准确,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文革属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中共的保守派和温和派对毛的目的并不清楚。毛对中共的保守派尤其防备,保守派对毛的意图不甚明了,以至于保守派在文革一开始处处被动,几乎全军覆没。同样,民众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对毛的意图也不甚理解,所以迟迟不敢有所动作。毛不得不千方百计动员民众起来造反,达到他的目的。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