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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斯坦·林根教授 : 中国的完美独裁及其全球影响

编者按: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是英国牛津大学一位多产的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教授,他2016年出版的《完美独裁》一书,专门探讨中国当代专制政体的运作和可能发展方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林根教授其人及其关于中国的著作,许多中国学者或许并不知道。2018年8月2日,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人权律师滕彪博士采访了林根教授。以下中文版访谈记录由滕彪从英文录音翻译和整理而成。
   
   滕彪(以下简称“滕”):您2016年出版的《完美独裁》,是您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是什么使您对中国政治感兴趣?
   
   斯坦·林根(以下简称“林”):首先我对政府、国家以及他们的运作感兴趣。中国是最大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你想探讨国家运行,就应该了解中国。另外,我已经对韩国和朝鲜做了研究,我认为那里的国家发展经历可以成为探究中国故事的相关背景。我曾以为中国和那些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结果却是,中国的故事完全不同。

   
   滕:然后您就写作了“完美独裁”,怎么想到用这样一个书名?
   
   林:我发现这个独裁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是运转非常有效的。一种完全掌控的独裁。我用这个书名并非是要赞扬中国体制,而是要提供一个警示:这种独裁严厉,坚固,全面掌控。
   
   滕:您在书中创造了几个有意思的词,比如“全控政体”(Controlocarcy),您想强调的是什么?
   
   林: 我的想法是,一方面,这个政权是独裁的,但有时候它用一种看起来并不独裁的方式;它痴迷于控制。它并不痴迷于指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像毛时代,人们穿衣、读书、看戏、娱乐都不能免于被管制。但现在这种体制,仍然是被掌控的。控制是这种独裁的重要特色,它极其擅长维持控制。因为党国体制无处不在,它注视一切,知晓一切,对十几亿人实现完美控制。
   
   滕:您书中另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是“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在中文里,sophisticated同时有复杂、精致、老练之义,我姑且用“老练极权主义”名之。我曾略有阐述:“这种极权,严密细致而不僵化教条,野蛮残酷而不慌张混乱,表面上光鲜文明、经济高效、社会安定、民众拥护,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极具迷惑性。”在您看来,“老练极权主义”和斯大林或毛泽东的全能体制有什么区别?它是一种更有韧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极权吗?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其他专制崩溃中不断学习,从而在长时间内避免垮台吗?
   
   林:这是一种非常坚固、严厉的独裁体制,因此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但是他们非常聪明,把这个体制弄得看起来可以接受,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如此。你知道,人们去中国旅行,常常艳羡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对内对外,中国当权者都很擅于操控自己的叙事、营造自己的形象。他们也从苏共垮台学了很多,在北京他们对此做了仔细的研究,他们知道要避免苏联的弱点,比如说绝不能失去对话语系统的控制,要一直加固党和军队的联盟关系,要严格维持监控、宣传和审查体系,对民间的抗争绝不能听之任之,等等。还有绝不能允许党内分裂,他们吸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共将不会以相似的方式解体。
   
   滕: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Kishore Mahbubani有一次讲,每年上千万中国人出国旅行然后自愿回国,他用这个例子来赞扬中国模式。你同意吗?
   
   林: 很多中国人旅行,主要因为他们有钱了。他们去欧洲、美国、世界各地,然后回去。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中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或者因为被迫,这一点你知道的比我更清楚;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孩子到国外受教育,他们把钱转到国外或者投资、或者为了财产安全。太多的例子表明他们对中国政权的未来失去信心。说中国制度更优越,比民主制度更好,从当政者角度,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一种话语。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它并非因为提供了发展而更好,而是它的发展以中国人的自由为代价。我们之前了解威权或极权体制,它对部分人有好处,但是它剥夺了每一个人的自由。
   
   滕: 另外,很多来自民主国家的人来到中国旅行,并且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赞不绝口。这种事情在德国历史上似曾相识……
   
   林: 茱莉亚•鲍伊德(Julia Boyd)写过一本书叫《第三帝国里的游客:普通人眼中的法西斯兴起》,来到纳粹德国的外国旅行者,看到的是美丽的村镇,友好慷慨的人们,并且震惊于德国的进步:铁道、机场、现代建筑,等等。他们对镇压、宣传、审查、个人崇拜以及迫害犹太人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但令人惊诧的是:对这些压制的了解,基本上没有影响他们看待这个政权的方式:这个国家卓有成效,成就非凡。今天,到中国的旅游者情况类似,他们或许知道一些关于压制人权的情况,但是和他们看到的全部现象相比,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茱莉亚•鲍伊德(Julia Boyd)的书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去极权国家的游客应该保持警惕性和批评性,很多去了纳粹德国的游客逐渐对他们的天真感到懊悔。今天去中国的游客应该告诫自己,时刻保持思想的警醒,在这样的专制政权下,看多东西是你看不到的,而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滕: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被认为是完美独裁的一个著名例子,您认为中国现在达到“1984”的程度了吗?或者,它已经是“1984”的更高版本?我曾用“高科技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极权新趋势,例子包括大数据、DNA采集、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密布的街头摄像头、网络监控、GFW、网格化维稳、社会信用体系、网络警察、秘密警察等等。我们是否夸大了专制者运用高科技的能力?高科技是否也是双刃剑,能够被民间社会和抗争者所利用?
   
   林: 中国确实与奥威尔描述的类似,包括对语言、对历史、对真相的操控,非常像。但中共更进一步,以一种精致的方式,利用了奥威尔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现代高端科技。人们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独裁政权可以掌控互联网;但中国的独裁者做到了——他们屏蔽信息,以言治罪,还把互联网作为宣传机器。还有大数据、人脸识别等等,都被用来实现全面控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尤其在新疆,那里已经成为一个从未有先例的警察国家;过去几年中,那里的维稳经费每年成倍增长,明目张胆、不择手段的军警控制,高科技的电子监控,上百万人被送到“再教育中心”——“集中营”。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控制,但中国实现了。
   
   滕:您知道我曾在中国做了十多年的人权律师,粗略地说,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尚有一定空间,虽然打压也一直不断。我们觉得互联网高科技更有利于民间扩展空间,虽然政府也在利用高科技加强控制。现在看来也许当初过于乐观了。
   
   林:这方面你知道的比我清楚。过去几年人权律师群体遭受残酷打压。吊销执照、失踪、判刑、受酷刑等等,彼此联合的能力也遭受巨大打击。对这个勇敢而可敬的团体而言,这是很让人难过的。
   
   滕: 709对人权律师的大扫荡是中国在1978年恢复律师制度后针对律师群体的最凶狠的一次打压。
   
   滕:很多人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但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种不平等如果影响到中共的合法性? 还是说,这种不平等是中共一党制的某种必需品?
   
   林:在我的书里我考察了中国的贫富鸿沟、贫穷和税收。我发现中国民众的税务负担非常非常繁重,而政府向民众提供的服务却是最少的。不平等的增长非常迅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原因在专制体制。在民主制度下,维持如此高的税收却提供如此可怜的服务,是不可能的。社会是要爆炸的,因此中共政权才觉得更有必要维持如此严酷的控制。
   
   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日渐式微,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共官员,只相信权钱二字。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中共统治?这也是习近平试图重新恢复中共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的原因吧?
   
   林:我认为,重新启用的意识形态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习的什么中国梦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都是民族主义话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被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chauvinism)所引导。这些是习近平的创新,他使中共愈来愈滑向更严酷的独裁。
   
   滕:您提到了民族主义,您知道,中共建政之前,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理论上,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是存在冲突的,但从一开始,中共就自相矛盾地同时利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现在他们觉得更加需要民族主义,您怎么看?
   
   林:是这样。这个政权努力营造和控制的话语是,他们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他们需要一个故事,讲述统治机器和国家的目标。他们发现这东西不在马克思的国际主义里而在中国民族主义里。习近平已经公开地、有力地挖掘了民族主义资源。同样,这也是全控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政权自我标榜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同时,它从未真正信任人民。他们口说民众拥护,但从未放松控制;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过民众的拥护是真心实意的。
   
   滕: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注意到了习近平体制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相似之处。一党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宣传,洗脑,民族主义,如此等等。比如新疆正在发生的,就完全是种族歧视、大规模关押和文化灭绝。此外还有个人崇拜和秘密特务系统。在您看来,中国政治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有多大?
   
   林:这个体制有很多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形态。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做出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样子,仅仅是实用主义的、擅长发展经济的技术官僚。习之后,又回到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严厉而坚固的独裁。我称之为极权,一种诉诸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权。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我觉得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体制是独具特色的,它迥异于任何其他东西;但是习的统治之下,它已经具有越来越清晰的法西斯特征。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新近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一个警告》一书,当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讨论,但她似乎回避了中国。习近平的中国已经走向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这个政权确实是一个霸凌政权(a bullying state),问问民主人士、维权律师、上访者、法轮功学员、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就知道,或者问问中国的外企,或南海的邻国。但中国仍有底气和技巧来掩盖它野蛮和欺凌的一面,它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精巧和优雅。
   
   滕:在最近的一封公开信中,您呼吁研究中国的学者不要把当下的中国描述为“威权国家”,而应该正确地称其为“极权国家”,这在知识界引起了有意思的讨论。您认为,学者们不愿意把中共政权归类为“极权”,背后有什么学术和非学术的原因。
   
   林:我觉得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类为极权政权,学术上的理由相当有限。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对极权做了权威性的、前沿性的研究,极权主义的特征包括严格的一党制、暴力的统治、统治侵入私人领域、统治通过全面的和非个人化的官僚体系、命令性的意识形态等等。根据这些标准,习近平的中国完全符合极权体制。中共已经无处不在,每个政府部门,每个军事单位,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大学、院系和学生宿舍,每个学校、村落和乡邻,每个企业和社会组织。更不用说习近平煽动的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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