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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亡国的楷模:宋理宗与蒋介石

    理学亡国的楷模:宋理宗与蒋介石
   
   
   
   


   
    明眼人知道,宋朝的灭亡,是华夏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所以有“崖山以后无中国”之说,所以日本史学界有“南宋灭亡,标志着古典中国的终结”之说。
   
    许多人说南宋亡于蒙古无可避免,因为南宋的军事实力弱于蒙古,或曰南宋“腐败”,但当时朝鲜的军事实力不是比南宋更弱么?朝鲜小朝廷就比南宋清廉么?为何朝鲜避免了遭蒙古直接统治的命运呢?
   
    现在明眼人知道:若没有外力,再腐败也不会亡国。
   
   
   
    南宋的灭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南宋的抵抗能力比朝鲜强得多,依照“自古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南宋在蒙古铁蹄下妥协求存的机会,比朝鲜大得多。
    但是,因为战略的巨大错误,南宋落得个彻底灭亡的命运,宋之亡,很大程度上是自取灭亡,其中宋理宗起了首要的作用。他的主要政绩——“端平入洛”,令蒙古全面侵宋的时间,大大提前,他以议和为耻的理学作风,把南宋导向了遭蒙古彻底攻灭的死胡同。
   
    1233年,权奸史弥远病死,29岁的宋理宗赵昀亲政,宋理宗崇尚理学,血气方刚,一心要做恢复中原的“中兴之主”,乘金国危急,下诏联蒙灭金,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靖康之耻”的报仇雪耻。
    金国灭亡后,蒙古军依照事前双方撤离河南的盟约,撤退到黄河以北,而得意洋洋的宋理宗,却头脑发热,胸中腾起了恢复中原的宏图伟略,企图乘蒙古军北撤,一举收复河南全境: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锋芒毕露,并且启用急于立功以取代史家势力的主战派——赵范、赵葵兄弟。
   
    而另一方面,赵昀又要做出“求直言”、从善如流的样子,广泛征求文武大臣的意见,结果支持的多是那些并无政治、军事经验,却一心立功上位的新人,典型如赵氏兄弟,(他们一如今天极力怂恿习近平打美、攻台的愤青、“鹰派”),而朝中资深大臣大多数反对。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令人意外的是,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史弥远侄子),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由上也可见,懂行的未必激进,军人不一定“热血”,“热血”的愤青愤老,往往都是无知的化身,“无知者无畏”。
   
    虽然懂行的人齐齐反对,愤青皇帝宋理宗仍然撕下了“从善如流”的面具,他“中兴”心切,撇开经验丰富的统帅史嵩之,下诏愤青赵范、赵葵兄弟携大将全才子,统军六万进攻河南。
   
   
    结果正如反对派所料:宋军收取的商丘、汴梁、洛阳早被蒙古军屠杀掳掠得所剩无几,如同空城,而中原大地被蒙古军屠杀得千里无人烟,根本筹不到粮草,宋军粮草必须由淮南千里转运,由于蒙古军北撤时故意掘开黄河南大堤,导致黄河改道自江苏入海,淮西大片成泽国,更增加了宋军的粮草困难。
    蒙古人的“三光政策”很野蛮,但极有效,收到了不费一兵一卒,却让敌方站不住脚的效果。宋军在河南要人找不到人,要粮找不到粮,又因为没有骑兵,机动性很差,很快因为蒙古骑兵的伏击和粮道被阻断,而陷入了绝境,还没等到蒙古军攻城,饿得撑不下去的宋军,就不得不主动放弃洛阳、汴梁、商丘等光复地区,向南突围,结果便成了蒙军骑兵的活靶子,全子才的先遣部队三万人基本全军覆没, 赵范、赵葵兄弟仓皇逃回淮南。
   
   
   
    宋理宗的“端平入洛”以惨败而告终。在军事实力大弱于蒙古的形势下,愤青宋理宗的军事盲动,使得蒙古攻宋的时间大大提前,南宋战略上滑落被动,而且经此惨败,士气大挫,开始有了“恐蒙症”。
    本来,依蒙、宋军力对比,宋军进攻不行,防守尚有余力,宋理宗这时应该与蒙古议和,签订正式合约,把送给金国的岁币,转送给蒙古,以拖待变。因为和平有利于宋朝不利于蒙古,在和平条件下,草原民族的衰落是很快的。
   
    但理学盛行的南宋末年,宋人已失去了北宋妥协求存的韧性,深以赵构的议和“称臣”为奇耻大辱,僵硬得视任何不平等的“议和”为耻,这就是理学的致命缺陷——只重牌坊而不讲实效,甚至重“名节”而不要生存,所以说儒家理学,不折不扣是亡国之学。
   
    宋理宗就是兴起理学的第一个皇帝。
   
    有人认为南宋的这种僵硬,是“血性”——南宋比北宋更有血性,殊不知这种“血性”,正是南宋亡国的原因。在这种“血性”不妥协的氛围下,宋理宗身后的贾似道,也不肯与蒙古议和,宁愿彻底灭亡。
    而蒙古灭宋战争持续四十年,代价巨大,不折不扣是一场惨胜,本来宋朝是有本钱妥协求存的。
   
    这种理学的僵硬传到明朝,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宁可亡国,也不议和”——而崇祯之亡国,果然比宋朝大大地彻底,亡得连头发和衣裳,都被鞑子改了。
   
   
   
    与宋理宗相仿的,是天天晚上在床上默背理学信条的愤老蒋介石,1946年,在中苏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结果斯大林转而全力扶持中共颠覆国民党的统治,苏联以9亿美元的军火和物资,扶持中共打败了受到美、英军火禁运的国民党。蒋介石不妥协的“血性”,不仅没有保住外蒙地盘,连大陆的江山都丢了。
    本来,在1946年夏,中华民国已经被靠山美国抛弃,蒋介石要想保住大陆江山,唯一的办法是向斯大林称臣,就如赵构向金国称臣那样,因为斯大林深知毛泽东是什么东西,并不希望中共统一,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中共才会最听话。
   
    但是蒋介石以宋金议和为耻的理学信条(如“汉贼不两立”等等),令他错过了保国的最后机会;试看蒋介石最崇拜的文天祥是什么人?是一个打仗没本事,亡国有豪情的理学“名节”之徒——文天祥也是史可法的先声。
   
   
   
   
   
   曾节明 2018.12.24戊戌甲子庚寅平安夜于雪夜纽约州
   
(2018/12/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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