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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孟浪

   
   孟浪去世了。我在推特和脸书上发了推文、也发了小范围的群信:
   “诗人孟浪在香港的医院长眠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中!罗锦永不会忘记和你相处过的日子,你依旧在我心里一如既往地活着。孟浪千古!!2018.12.13 德国 Passau ”
   
   和以往很不同的是:无论朋友们发出了多少次与这内容相似的推文,朋友们都照样地转推、再转发,似乎仍旧表达不尽每个人心中对诗人孟浪的爱。


   孟浪为何具有如此好的人缘?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我以为,并非因为他是诗人,而是因他性格的真率:他始终像个大孩子,哪怕他能活到二百岁。
   
   而我俩之间的称呼也相当少有和特殊:我称呼他为“孟爸爸”,他称呼我为“童妈妈”。这称呼是由我开始的:因我视为自传小说《一个大童话》是我亲生的、唯一的最心爱的孩子、且是个女儿;而他呢,是催生女儿出世的爸爸,不叫他“孟爸爸”,又该叫他什么好呢?
   孟浪欣然接受这个称呼,我俩都十分喜欢彼此的称呼。
   
   所以,在出版《一个大童话》前后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我们是打电话还是写纸信或电子信(我买电脑很晚,老觉得自己学不会;写纸信的时间可不短),一直到孟浪还没有进入香港的医院住院之前,很多年来,我俩一直是这样彼此称呼的。尤其是在《一个大童话》已经出版好几年之后了,仍旧舍不得扔掉双方的称呼。
   
   《一个大童话》的前身,是我刚到达德国的1986年时,台北的《联合日报》转载了一少部分。不久,我将书稿发给了台北的“皇冠出版社”打算出书,且声明我不想要稿费和版税,只想多要些书,以便赠送给国内外的新朋好友们。我也不想算这笔细帐,到底应该给我多少书,全由他们看着办。因我觉得: 我来到海外,第一愿望、最大的愿望、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自由写作。假如我想到“钱”字,便是对自己“亲生孩子”的背叛和侮辱。我在国内时,虽然也这样想,但在中共监督每一个文字的实情下,我根本无法抗拒出版社编辑的随意删改。哪怕在最初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季刊发表了才八万字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时,虽然很轰动、好评如潮、转载的报刊很多,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所刊登的是我最满意的,因为我最重视的是编辑们是否删改了我的文字。当我看到他们为了凑版面,删减了这里、那里时,我觉得这最初诞生的女儿,仍旧被中共划拉的鲜血淋漓。所以当有机会能出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德国,第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不被删改文字的书。
   
   我起的“童话”书名,皇冠出版社的老板平鑫涛先生和他的情人琼瑶女士都不喜欢,认为太儿童气。他们不明白“童话”二字更有其反讽、幻想、自由和浪漫之意。于是,皇冠擅自改了书名为《爱的呼唤》,事先也没告诉我;本来我想亲自校对书稿再印书,他们也没同意。但比起国内,这毕竟是删减文字最少的一本书。我虽然不是十分满意,但也只有接受,这时是1987年3月。
   
   21年飞逝而过,到了2008年时,香港“晨钟书局”决定出版《一个大童话》之前,距离1987年3月,在这21年中,我反复地自我反思,对自己是不满意的:我没有在书里大胆淋漓地暴露自己。于是,凡是我认为写得不到位的地方,都用纸条夹在了《爱的呼唤》里的某一页,至少夹了二、三十处纸条,在纸条上注明页数、行数,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够深刻、不大胆、不宽厚的地方。是的,既然我把书视为自己的亲生孩子,既然一生最爱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我这位母亲仍对“女儿”掩掩藏藏,是无法称为好母亲的。尤其是我在那本书里把人分为坏人、好人。坏人就得那样想、那样做;好人就得这样想、这样做;一句话,党文化的毒素仍在我脑海里没有清除。而这二十多年西欧生活的经历,对现实看多了、对各种人们体会多了之后,对比和反思自己,还有哪些愚蠢和糊涂尚未去掉?最大的体会就是:人无好坏之分,只有人性高低之分。
   
   于是自己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改好之后再重新出版,把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一一改正,真正写出一部对得起自己良心的自传,仍要回归自己最爱的“童话”之书名。
   当时,我仍旧还没买电脑,老是觉得一定很难学。
   
   2008年,当我写纸信给香港的“晨钟书局”时,与我联系的,正是在那里工作的文字编辑和组稿人孟浪先生。于是,我花钱请人打了电脑文字,把厚厚一达子书稿,用挂号件邮寄给了孟浪先生。他很快回了纸信,信很简短,说很可能会采用。于是,我俩的交往便开始了。
   
   最初,我和孟浪是很生过气的。先是他说东、我说西;我说南、他说北;怎么也说不到点子上。是稿件的内容不符合出版社的心意吗?不是;是我必须修改吗?不是;是我对出版社的要求太高吗?不是。尤其是我这没电脑,他得与我这位“秦朝人”(他这样称呼我)一致,必须购买他早已久违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往往航空信到了美国,他人却在香港;往往信到了香港、他人却在台湾。我写的任何内容,他都无法立即知道。而我这边呢,丝毫不知自己错在哪里。他时而又飞往美国、时而又飞回香港、时而又飞向台湾,不停地飞来又飞去。私下,老童话不得不佩服:“他可真有钱啊!” 可他在极少的回信里到底想说什么,我始终搞不清楚。
   
   直到生了整整半年的无名气,他这才打长途电话告诉我(没写信):说“晨钟书局”的财政并不好,不赚钱。他问我能否付1500美元给晨钟书局,作为印刷和出版的费用;他还说,每位作者都交钱了。如果想印得精致,就多付些。我这才明白。我们绕来绕去的最关键的话,他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出来的话,现在才告诉我。我立即回答:“我会付的比这多很多。因为我想印得更好些,我在国内时,是搞过封面设计和书的出版的。我希望能把自己的要求都写在出版合约里,绝对不会让你们为钱为难。你们收到钱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希望。双方都没有意见之后,我们再订立出书合约。你看好吗?”
   这才算打开了天窗说了亮话。我也必须买电脑了;这“秦朝人”得变为“现代人”了,我才感到自己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邮寄的钱数让出版社很满意,而我对印书的要求也并不过份。双方都很高兴,所以出书合约订立得很顺利。
   当用电脑给孟浪写的第一次电子信时,就开始自动地称呼他为“孟爸爸”、而自己自称为“童妈妈”了。他很是高兴这双方的称呼;在他的高兴里,甚至有一种少有的自豪感。
   对彼此称呼的高兴和自豪,让我更为感激他、并理解他。
   
   在第二次去美国的一文里写过,现摘录如下:
   “当我第二次独自去美国时,是在2008年,是纽约的胡平突然给我来电话,让我立即去美国。我也不知为什么事,他说你来就知道了。于是我立即坐飞机去了。却原来是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先生要拍哥哥的纪录片一事。郝建说,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大弟弟罗文曾经嘱咐他‘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姐姐’;但胡平认为,应该告诉我。所以,我去了美国,住的是纽约法拉盛地区的旅馆,而罗文事先并不知道。罗文的小肚鸡肠到什么程度!
   “诚然,郝建教授回北京之后,当局已知道了实情,电影学院的领导找郝建教授谈话,此片夭折。我们捐了钱的也都白捐了。”
   
   正是那一次去美国时,我的《一个大童话》在香港“晨钟书局”刚刚出版了样书,而我尚未收到自己的一箱书。当时,身体还很健康的孟浪带着两本有限的样书,与我一起去了罗文家,准备第二天接受华盛顿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女士对我们的采访。
   “罗文一听这话,气得与我和孟浪大吵,他是一百个反对我出版新书。比较我当初对他在北京写新书《我家》时的无比支持,真乃天壤之别!
   
   “正是第二天,罗文的太太告诉我(此时罗文不在家),她是当作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来告诉我的,说他和罗文为了领取国内的退休金,他夫妇俩已在驻美中国大使馆统一印的《悔过保证书》上签了字。其实,他家保险柜里现金很多,丝毫不缺钱,但就是对钱没够。他夫妇俩也绝对不想:靠政治庇护才能留在美国的人,先不说这样做是否欺骗美国,只问一句:这样做是否对得起哥哥?加上我刚刚出版了《一个大童话》,罗文一见我出书便更为生气,所以,我和孟浪极为勉强地、根本没有睡好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便与罗文夫妇不欢而散;那是我和罗文最后的一次见面;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他。”
   
   就是那一次,我和孟浪如约去“自由亚洲电台”,在刚要进入电台的大门时,有一个拦住行人随便进入的自动化栏杆,进入者必须按电钮,与电台楼里的人回应之后,才会自动出现两张允许进入的纸票,有如电影票大小,上面印有电台的名称和进入的时间等等。孟浪取出这两张小票,十分小心并心爱地收了起来,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他留着这干啥?他对我笑笑:“这是永久的纪念。”他那满怀爱心、十分仔细地把这二张小票平平地放进了自己的工作证里,再放进衣袋中,并用手抚平。
   我是那么感动!看着他那满足和自信的样子,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我视为他十分敬重的作家?我眼里湿润,呆呆地不知说啥好!这一幕,永远、永远地刻印在了我心中!
   
   2009年1月《一个大童话》的第一版如数出版了,孟浪带着几十本新书,和纽约的胡平、李劼、王军涛、苏晓康等等十来位著名的民运人士,立即在纽约发表了“遇罗锦新书发布会”。好几位朋友都发了言。当时,我刚买电脑、正在家里因打不好字而不知所措。那边胡平来了电子信表示祝贺,我却为了几个字硬是打不出来干着急,只好离开电脑、匆匆去新买的拷贝机旁,拷贝手写文字并发往纽约,那份急促和尴尬至今难忘!而纽约那边的民运人士们,因迟迟收不到我的回答,还以为我没得到他们发来的贺信和消息呢!幸亏还有一位孟浪先生,一定在向他们解释着“秦朝人”的特殊行为。
   呜呼!往事如烟啊!
   
   如今,我不想用“悼念”而用“怀念”一词来纪念好友孟浪先生,因为我感觉,他,一直在云层里、树林间;在天上、地上、这里、那里;无论早晚和黑夜,他仍在为工作、为他心爱的诗歌而匆匆地奔忙着,苦和乐都在其中;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从高远的兰天飞来他那爽朗愉快的笑声。
   
   2018.12.14
   
   德国 Passau
(2018/12/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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