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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龚小夏

我所认识的龚小夏
   
   小夏:
   你好!
   我没有你的信箱。我去信问了曹长青,是他给我的。

   我想,你我所以很长时间没有信件联系,可能是因为你一直在美国有繁忙的工作——离开了这家电台又去了那家电台,靠着你的努力和勤奋,在两家电台始终担任着要职;而住在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我,一直在德国打工,前几年退休后,心情总算安宁舒畅了。
   前不久,你因郭文贵的“断播门”事件,被你的工作单位“美国之音”解雇了。可你却一直泰然处之、超脱之态令人钦佩!
   
   回想起2001年7月,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社纪念文革35周年,邀请了住在德国的我和从北京飞去的大弟弟罗文,去参加《探索》杂志主编司马璐先生与《北春》联合举办的文革讨论会,那一次我才第一次见到你。会后,受到你给予我和罗文热诚、友好的接待,实在令人难忘。回想起你邀请我们几位朋友去你家,你亲手做的一大桌可口的饭菜、饭后你开着大吉普车,带领我们去华盛顿的市中心,参观了“林肯博物馆”、观看了白宫和“越战纪念碑”、接着又请我们去饭店吃饭、、、、、、
   一晃十七年飞驰而过。
   
   
   今天,我在家翻看了2000年1月大弟弟罗文在北京出版的自传《我家》。因我想看看:在1966年文革中,在最混乱和残酷的打砸抢时期,你在广州一中学,对哥哥罗克写的论述出身的文章——当时哥哥给这篇起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你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回忆起,在1966年红卫兵最为凶狂的时期,两个弟弟罗文和罗勉,为了躲避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人不偿命的现状,他俩每人花了二分钱买了两个红卫兵袖章,带上父母给的才十元钱的路费,挤上了人满为患的火车,去了广州市。好在当时各个学校都有接待站,对串联的学生们吃饭、住宿一律给予免费。只要戴个红袖章,撒谎说自己出身是“小市民”或“工人”,就没人去认真调查,就可以吃、宿在每一个大中小城市学校的接待站了。各个学校都住满了,甚至不够住。当时,我家对面南屋的的邻居、地主出身的王奶奶一家,因被红卫兵轰走,空出的屋子,街道主任立即派人来搭了地铺,院里的几家邻居都必须捐献棉被,由街道安排了外地串联的十来位女学生进来居住。
   
   我来回翻遍了《我家》对那一段时间的记述,是从《我家》的73页起,惊讶的是:罗文一字未提最初的《出身论》之原名,原名即哥哥起名的《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而哥哥的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此笔名始终没变);以上是我全家人——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弟弟罗文、罗勉都知道的实情。
   
   
   多年后,我于1986年三月份出国,1987年3月在台北出版的自传《爱的呼唤》和在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大童话》,在书里都如上面所写,比罗文在2000年1月出版《我家》时,《爱的呼唤》早出版了13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罗文在北京打算写自传《我家》,我托一德国人,从德国给他带去了我所有的个人资料,让他随便引用;这些资料包括我在台北发表的几十万字的《爱的呼唤》(即《一个大童话》的前身),以及我的很多手稿、两厚纸袋个人资料、上千页有关我的和自己发表的报刊原件、文革后工作组发还父母的全家人的几十张原照片、我和自己的几种中、外文版共12版本的书、以及自己在海外买的几本好书、我个人珍贵的手稿,一大箱,都交给了那位德国人带给了罗文,甚至我留给自己的都不全;还有在海外买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毛的自传以及其他的好书,也都交给了那位德国人带给了罗文。他刚一接到时,高兴地来信说:“姐姐,太珍贵了!”
   
   那时我还没买电脑,对于还从未出版过书、刚刚走上写作的罗文,我一封又一封的长信邮寄给他,如何才能把书写得真实生动:“首先是完全抛除私我,不要老想给自己树碑立传,你的任何私心,读者都能读出来。切记,作者是骗不了读者的。你应淋漓尽致地写出你的一切,无论对错,读者才能觉得真实。”以及一条时间的运动线,如何贯穿在书中才能生动。这些关于写作的体会,我还没有对谁讲过,唯有对罗文一个人。但他当时是否听得进去?只有书出版之后才能知道了。
   而至今,我的这些个人资料和书,还都在美国罗文的家里;但这些珍贵的东西,我在他家亲眼见到:他从来不摆在屋里的明处、与他自己的书放在一起;而是全部放在誰也看不到的另一屋的阴暗处,哪怕全都受潮变黄;或许会有一天,他一生气全部地扔掉。
   
   
   话再说回到1966年俩弟弟罗文、罗勉去广州之后,因北京的抄家风已过,哥哥每天去“人民机器厂”上班,早出晚归;我也每天去“北京市玩具四厂”上班,因日记问题在车间被监督劳动。
   这时,罗文给父母来了信,全家人都高兴地仔细地读着,罗文写道:他和罗勉住在广州市的一所中学里,那里有一位名叫龚小夏的高中女学生,对人十分热诚,且在政治观点上,与两个弟弟很聊得来。她看了罗文带去的哥哥的手稿《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十分、十分地钦佩!当时,全国各地都买不到早已销售一空的油印机,龚小夏于是介绍罗文一种刮印的方法,不用油印机也能油印出清晰的文字,罗文在信里详细地做了操作介绍。罗文还写道: 龚小夏把哥哥起的文章名称《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改名为《出身论》,俩弟弟和其他热心的同学,对龚小夏起的新名称《出身论》都由衷地佩服和赞同!龚小夏是世界上第一人把哥哥论述出身的文章,当作一篇世界知名的论文来看待的!当时,父母、哥哥和我,看到罗文提及小夏的实情,都很意外也十分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龚小夏的名字。
   那时的小夏,还不到二十岁呵,多么年轻,就有着如此的智慧、大度和超人的判断!
   
   《出身论》——这被全世界、全中国亿万人几十年来敬仰的、放射出辉煌光芒的、永不泯灭的启蒙文章;这篇思想、智慧、深刻性与人道性的勇敢结晶之作,它光辉四射的大名,正是由龚小夏女士起名的!
   当时的小夏还多么年轻!不到二十岁的高中生,竟有着超高的勇气和智慧,且有一副助人为乐的心肠!那封罗文写的、由广州寄来的信,我毕生是不会忘记的,那封信给哥哥、父母和我带来多大的欢欣!
   然而,多次抄家,那珍贵的信早已不知在何处了。而我的二十本日记、哥哥的唯一一本舍不得烧的“北京日记”、父母积攒的上千张家庭老、新照片,如今仍都在中国的“北京档案馆”里;那里,一般人是不准进入的。
   
   后来,罗文的自传《我家》在北京出版之后,我只草草翻看了一遍,发现他引用了我书里的一些细节描写。因我没有细看,还以为,他当初给父母和哥哥写的信,那些关于《出身论》的起名和刮印的很重要的往事,应当在他的自传《我家》里都写了。他这本书,在美国时,他一定也给过龚小夏才对。
   
   直到很多年之后的今天,龚小夏女士被“美国之音”因“断播门事件”开除公职,在她和曹长青都在支持郭文贵的情况下,我却很想写出此文,这才又去翻看罗文的自传《我家》,才惊讶地发现:罗文不仅没有写明那所中学叫什么,更没有提及龚小夏一个字!
   
   这就奇了:彼时,大约是1966年的十月份,我还没有因自己的日记问题去被“劳动教养”,哥哥也在家里每天去“人民机器厂”上班,而我们明明接到了罗文从广州邮寄来的平信,提到了龚小夏的热诚为人、她的聪敏、大胆和智慧!《出身论》这篇让亿万人倾倒、如今仍在放射出光辉的著作名称,罗文当初在信里写得明明白白,正是龚小夏女士命名的!而且小夏曾经那么热心、聪明地介绍给了罗文刮印文章的方法!然而在罗文的自传《我家》里,却连半句也没提及!难道,罗文以为不写出来,就都成了他自己的功劳?
   可我还健康地活着呢,还能回忆往事呢。罗文是否知道:私心杂念是令人不齿的呢?!
   
   当我第二次独自去美国时,是在2008年,是纽约的胡平突然给我来电话,让我立即去美国。我也不知为什么事,他说你来就知道了。于是我立即坐飞机去了。却原来是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要拍哥哥的纪录片一事。郝建说罗文曾经嘱咐他“千万别告诉我姐姐”,但胡平认为,应该告诉我。所以,我去了美国,住的是纽约法拉盛地区的旅馆,而罗文事先并不知道。可见,罗文的小肚鸡肠到什么程度!
   诚然,郝建教授回北京之后,当局已知道了实情,电影学院的领导找郝建教授谈话,此片夭折。我们捐了钱的也都白捐了。
   
   正是那一次去美国时,我的《一个大童话》在香港“晨钟书局”刚刚出版。当时身体还很健康的诗人孟浪还在“晨钟书局”工作,他与我一起去了罗文家,准备第二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女士对我的采访。
   罗文一听这话,气得与我和孟浪大吵,他是一百个反对我出版新书。比较我当初对他新书《我家》的无比支持,真乃天壤之别!
   
   次日,罗文的太太告诉我(此时罗文在外搞装修,不在家),她是当作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来告诉我的,说他和罗文为了领取国内的退休金,他夫妇俩已在驻美中国大使馆统一印的《悔过保证书》上签了字。其实,他家保险柜里现金很多,丝毫不缺钱,但就是对钱没够。他夫妇俩也绝对不想:靠政治庇护才能留在美国的人,先不说这样做是否欺骗美国,只问一句:这样做是否对得起哥哥?加上我刚刚出版了《一个大童话》,罗文一见我出书便更为生气,所以,我和孟浪极为勉强地、根本没有睡好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便与罗文夫妇不欢而散;那是我和罗文最后的一次见面;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他。
   
   如今,听说不用写《悔过保证书》,也能去中国大使馆办理退休金了。我在国内有二十年工龄(罗文才十年),我在农村的十年,平反之后都算工龄,但至今我还没想去办理。
   早先,我为了全家人的户口落在北大荒,怀着一腔爱家人的热血,以结婚为名去给全家人落户。结果呢,家人的自私冷漠和不反思自己,十分地令我伤心和失望!后来,我在《一个大童话》里写出了这些实情,但我没有半句指责的话在书里,只写了事情的经过,读者自应有体会。
   因此,后来为何不再想把两个弟弟的户口办到德国来,因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在美国时,我没有机会跟小夏你说这些话。
   
   到了2010年5月份,“开放出版社”的主编金钟先生想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想用我家人尤其是哥哥的照片时,由于我在罗文出版《我家》一书之前,前面已写过:我手里所有的原件家人照片和我的个人书籍与资料,都托那德国人带往北京交给了罗文,而此时罗文却一张也不给我用,又是他的嫉妒心又在作怪了。金钟先生无论怎样跟他说他也不给用。 最后,我只好从多年前国内出版的旧书里翻印哥哥和家人的照片,因此,《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这本书里的照片都较模糊;这事也把主编金钟先生气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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