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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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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

   写于2018-1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反思


    ------新英雄史观和中国的大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8年2月


严家祺


一 、舊英雄史观和新英雄史观


    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代。

历史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而不是创造者。


   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这里谈“创造历史”,是指创造国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作为世界史,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 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
    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就是新英雄史观——“创造史观”。
    基督徒都熟知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的《宁静祷文》(Serenity Prayer)格言②,事实上,这句话来源于舊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认为,人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人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卡莱尔人生态度是,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他在《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一书中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整个世界历史的精神,很公正地说,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③他崇拜英雄变革的力量,特别崇拜一种与上帝所赋予的使命相结合的力量。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
    新英雄史观与舊英雄史观不同在于,创造历史需要“思想种子”,“种子”来源于想象力的世界,而想象力来源于思想自由。种子有“好种子”、“坏种子”、一般种子,还有奇怪的种子——“奇异子”,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胡思乱想不会产生“种子”。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可行的思想,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好种子”,袁世凯只想复辟帝制,逆潮流而行,是一颗“坏种子”,哥伦布和郑和都是“奇异子”,一个发现新大陆,另一个在哥伦布前就开辟了那个时代的“一带一路”。
    一切成为政治史、技术史、艺术史、科学史的事件,特别是成为国家史和世界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离不开个人的思想、毅力和谋略。从我们平常尺度的时间来看,在五年、十年或稍长的时间内,掌握巨大权力的个人,可以预测历史变化的趋势,或者顺应历史变化,创造历史。我们可以离开许许多多具体的人去分析、研究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但一个国家和世界政治史,离不开具体人的参与。创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种子”,是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人民群众。是英雄、枭雄、首脑人物、战争、革命和无数偶发事件,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史。

二 历史转型中的“不同步”问题


    人们容易区分经济和政治,但往往不区分或不愿区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是在长期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内容。国家制度,是关于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府规模和权力行使范围的制度,其中政治制度则是国家制度的最主要的内容。国家结构形式,有联邦制、邦联制、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一国两制也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政治制度,有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之分。从国家政体来划分,有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共和政体。在共和政体下,还可以区别为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委员制等不同形式。军事独裁、“一党专政”是专制制度的不同形式。农奴制、封建庄园制、资本主义和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是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在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政治制度却没有改变,在文艺复兴後西欧的一些国家,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明显。最近四十年,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了。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按照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方案建立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中,连私人在住宅边上狭小的地段种植一些农作物都被禁止,当时称这种做法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四十年前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制度,与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都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邓小平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今天仍然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掩饰这一重大变化。然而,与历史上欧洲许多国家的变化一样,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或早或後会引起政治制度的变化。
    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以与经济相适应,也可以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人按他的意志,依靠强力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种改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或者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或者阻碍经济发展。倒行逆施的政治,或者独断专行的剧烈变革,会给人民和整个国家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个人意志的变革,将遭到失败。但在广义上说,这也是创造历史。
    对一个国家来说, 历史的大转型,就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大变革,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转变不是同步的,社会制度的转变是一种自然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酝酿,而国家制度的变革可以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完成。
    马克思是一位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一颗改变世界历史的“种子”。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企图颠覆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苏联东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表明,马克思这一“种子”是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少数人“创造”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二十世纪两大阵营的对立,发端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时代,欧美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把这种“对立”神圣化,美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当马克思的后代信徒大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事“创造历史”——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活动,正是《共产党宣言》希望“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去做的活动。当列宁批判考茨基(Karl Kautsky)、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时候,正是“马克思”这一“种子”保持它的“基因不变性”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依靠暴力和国家权力全面改造社会和社会制度的主义。毛泽东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认为建立新社会要靠无产阶级,而毛泽东依靠的是亿万中国农民。毛泽东的革命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传统中国农民革命的现代版。与传统的中国农民革命不同,毛泽东在根本问题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样,主张依靠暴力和国家权力全面改造社会和社会制度。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和疾风暴雨的文革,用国家权力全面改造了中国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 两个难于同时实现的目标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创造历史,涉及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变革,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可行的步骤。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逐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但不会必然消除专制暴政和两极分化,所以,对一个政府来说,为造福人民,有两个比经济发展更为根本的目标,这是与每一个人直接相关的目标,一是人权保障,二是社会公正。这是两个永恒的目标。全部人类史表明,人为了维持生存、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的时代,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政府的目标就是统治人民,都没有把人权保障和社会公正作为目标。从西方世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科学和工业革命时代,人的权利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制化,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步步得到保障,但这些国家发展的自然後果是社会财富出现了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受到了危害。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两极分化反应的产物。当俄国、东欧、中国、朝鲜和越南遵照马克思的理念,把消除人的财产权而企图实现经济平等时,人的种种自由选择权,事实上就受到了侵害和剥夺。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直接原因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省,这是第一份在全球範圍內表述所有人類都應該享有的權利的文件。
    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後十八年,联合国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年後,即1976年1月和3月,这两个公约先后生效。这两个公约分别致力于“社会公正”和“人权保障”两个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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