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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魔诞(12月26日)

谢选骏:今天是魔诞(12月26日)
   
   一般人把12月26日叫做“Maodan”(毛诞),其实有些不准,应该念作“Modan吗”(“魔诞”)才比较准确。因为毛泽东秉承苏联执意在中国发动内乱,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窃取政府权力后,又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他的后继者又用一胎化政策扒除三亿胎儿——如此血腥,毛泽东能不是魔鬼化身吗?12月26日是魔诞。好在此前一天的圣诞节不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生日,而是罗马异教的节日,否则就真是太太太晦气了!
   
   《习近平问“今天是什么日子?”》(2018-12-26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报道:

   
   【学习小组按】——“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12月26日,习近平到浙江瑞安看望基层干部,对当地的基层干部发此一问,看到他们一时发愣,习近平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习近平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这三个基本方面,而且,他曾在多个场合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和言论,在前几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更是引用了一整段毛泽东的讲话来表明我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今天小组和组员一起重温一篇原载于《人民论坛》杂志的文章《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作者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很多内容对于今天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
   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948年4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900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800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700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100多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又长又空的文风是毁政之兆,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公文最讲平实,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当上官的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盛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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