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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重为本”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必须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和所谓的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中〕

    陈智淙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历史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以别于自然,这也是历史这个词的狭义用法。我们所讲的历史,通常有两个意义,一方面它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指对这个事情的报道。历史成了一种知识一门学科 历史学。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里,后人是通过前人的认识成果即历史著作,认识和体验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的内容构成就存在着事情的客观存在和人类意识的主观活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区别的因素,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事情和发生过的事情属于历史的本体论的范畴,以认识成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属于历史认识论的范畴。有两种意义上的历史,这是我们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出发点。
   正是由于历史具有这样的特点,这就带来了历史的伪造和滥用的可能。历史之伪造和滥用,尽管表现为多种形式,但从当今世界历史上来看,对世界与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因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垄断历史的解释权而滥用历史。如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样,中国共产党特别喜欢“借历史以激发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吕思勉语〕,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提倡“爱国家爱民族”,而是将“爱国家爱民族”与“爱他的共产党王朝”等同起来。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倾向于把历史视为“真实”,而“真实”又容易视为“真理”,又由于共产党于全国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制度,掌握了历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解释权〔编造权〕,从而就掌握了对“真实”,“真理”的解释权〔编造权〕。这样,他就成了历史的代言人,成了“真实”,“真理”的代言人。于是,历史就变成了共产党统治者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一件工具。
   当充满着谎言与伪造以历史学的名义,充实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时,整个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扭曲,同时,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又将共产党的历史话语客观化,真理化,权威化。“谎言说了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于是,就有人警呼,历史是什么东西! “现在的教科书仍在灌输着中共史观,它只有革命/反革命、造反/镇压、正确/不正确等意识形态,缺乏现代公民所应有的公共事务认知,缺乏彼此尊重容忍的现代社会精神以及自由主义的包容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袁伟时〕
   但是,谎言与伪造永远是敌不过历史的真象。太平天国的讨论与争论只是冰山的一角。有史德、史识、史才的历史学家,必定会据笔直书,真实地描绘出历史事实。谎言与伪造永远是敌不过逻辑的力量。比如说,在论述历史的进程常为历史学家采用的因果联系法,又分为由因导果顺向推导和执果索因逆向推理。后面我们就此方法来戳穿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伪造。又比如说,常为历史学家采用的比较分析法,又分为以时序为轴的古今对比和以地域为轴的中外对比。以地域为轴的中外对比的方法,对比一下列宁、斯大林、原苏联的历史记述在现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教科书中有如此之大的差异,马上就会明白中国官方教科书的伪造。谎言与伪造永远是敌不过历史的价值观。
   “历史本无意义,只有人赋予历史以意义。”“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只能在时间序列中获得解释,才能在历史过程中得到彰显。正是这个意义上,吕森说,‘意义指的是,人类世界的时间的延展在主观性模式中得到诠释。’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中对历史的解释而获得了历史的价值,澄清了历史的意义,把握了历史的目的。”〔孔敏《历史哲学引论》〕下面我们就讲
   第二个问题 必须重新评价五四运动的问题
   李劼于《五四学运未反封建,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反帝》一文中说,“五四理当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最原始的含义,即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二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倡言白话文开始、后来以由陈独秀在北大主编《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文化运动。三层是五四新文化。 这是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包括上述新文化运动,而且包括所有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 “倘若没有陈独秀,五四学生运动和《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很难联接起来。比如胡适,就不愿意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混为一谈。但由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同时又是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五四的色彩,最终约定俗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张鸣于《五四一曲九十年》一文中说,“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 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 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此我们需要重述一下由我们整理得出的真实的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一,真实的五四学生运动
   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既没有把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 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政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引自于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张君劢青年时代便追随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夕,他在日本留学就不断参与由梁启超组织的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
   1912年,张君劢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历数袁世凯对俄外交中丧权辱国十大罪状。文章即出,反响空前。张君劢随即遭到袁世凯政府的监视,无法于国内安身。1913年初张君劢取道西伯利亚踏上了赴德国留学的道路。使张君劢成为辛亥革命后“逃避袁世凯的政治迫害而不得不流亡国外的第一人”,〔郑大华,张君劢传〕后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学习。
   “这是他第一次来德国。当时的德国还是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27岁 的张君劢所经历的,是食品缺乏、住房拥挤,以及由于连续不断的工人罢工而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使张君劢感到,欧洲社会将面临一场剧变。1914年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君劢放弃了他的学业。当他的许多同学由于欧洲局势混乱而纷纷回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应该留下来观察战争的发 展。于是,他买来很多书和地图,天天阅读报纸,并亲自跑到比利时前线去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张君劢当时的行动来看,他与其说是个学者,还不如说更多地象个新闻记者。” 〔参见邱震海为《德国之声》采写的一篇专题报道〕
   研究得正有兴头,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劢,居然什么都不管,匆匆踏上了回国参加“讨袁”的路。1916年3月他回到中国,6月担任了《时事新报》总编辑的职务。
   梁启超也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中日 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1917年梁启超在听取了张君劢的分析后,力主对德宣战。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 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参战问题上,当时舆论主流是持反对意见的。”〔郝涛,《研究系与五四运动》〕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 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可参见袁伟时的文章〕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
   1917年8月14日,在梁启超的游说和推动下,北京政府终于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国会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亦为战胜国之一。協約國集團為締結和約,准备于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政府派陸宗祥等出席。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与林长民一起向徐世昌总统建议,在总统府成立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总统顾问林长民劝徐世昌请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12月29日,梁启超便與由他挑选了一批着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 六)作为随员,乘船离开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梁无一刻安眠,疾书《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为英文、法文,广为散发,表示中国人对和会的希望。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演说,针锋相对地指出:“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击。梁在巴黎頻繁進行外交活动,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與會各国政府的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争取支持力量。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 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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