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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一、引言
   在发布于2014-01-27的张思之律师口述:《我所经历的历史——反思始于疑》一文中张思之律师说,“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这一段话说出了绝大多数的大陆有良心的人在时隔六十多年后对1951年镇反的感观。语言是多么地朴素和简单。张思之律师在这向全体华人提出了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如何评价1951年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在这里我们特别地强调了价值评判,只有提高了绝大多数的大陆有良心的人对价值评判的认识,使绝大多数的大陆有良心的人都掌握了以价值评判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以价值评判来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我们要批判以《毛泽东传》为代表的关于发动镇反运动的起因的主流观点,“朝鲜战争,→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进而要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仅要认识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的荒谬性,而且要“以一贯之”,要认识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对上一个“运动”,即“解放战争”而言,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是证明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AAA级证据;要认识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对下面的几个运动,即土地改革、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是开启了中共在全国的“恶法非法”的红色恐怖主义统治。

    二、迄今为止的华人世界对《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研究现况。
    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就是在大陆为人熟知的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大陆对《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研究最主要的专著要数杨奎松在2006年发表的《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了。
    杨奎松在该文中说,“此一运动(指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其中原因,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低有一定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大陆学者的心目中争议不 多。”
    由此可见,①“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大陆是作为肯定的,或者说,是略带有错误的基本上原则上方向上正确的“运动”来看待。②对于中共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一点,也可从发表的研究文章数目和质量看出。
    在海外于2003年4月辛灝年发表了《回顧中共的土改和鎮反運動》一文,揭露了“中共在土改和鎮反中制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
    郭国汀在2004年2月发表了《我的二十年律师生涯》一文,揭露了郑冠岑案这一冤假錯案。
    胡平发表了《共产党杀人民:戳穿五十年代的神话--对土改和镇反的质疑》,说,“如果说亚历山大、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杀,那么,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波尔布特则是为了屠杀而征服。”
    彭小明在2009年11月发表了《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 》,揭露了“中国共产党违背了他们在《约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诺,其中第5条宣告,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前军政人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处罚。”“1950年镇压反革命和1955年肃清反革命是两次针对政治敌人的清剿。每个政权上台都会立刻清剿社会上的反抗残余。但是镇反和肃反不仅清剿了确有反抗行 为的反抗分子,而且持续惩治早已放下武器没有任何反抗的前军政人员,甚至起义投诚及有功人员。历史反革命的概念,是不论有无现行刑事罪行,凡是在前政权有 过一定党政军职务的人员全部追究。1967年公开张贴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虽然是文革时期的文件,完全披露了文革前17 年内部掌握的政策条款,即“反革命”的标准。其中除了现行罪犯以外,对于敌伪的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 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以上)和特(特务人员),虽无刑事犯罪行为,一律按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严刑峻法。”这是“背信弃义”、“暴力嗜杀”、“违背国际法准则”、“中共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这是“中国的卡廷惨案”。
    笔者于2013年10月至12月发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一,之二,《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中以高级的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方式来证明了,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是证明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AAA级证据。
    由上述所列的海外华人世界对《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研究成果不难可看出,对《中共的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研究己经逐步从个别的史料研究转向到整体的史论研究,从初级的价值评判方式转向到高级的价值评判方式,即理性法律论证的价值评判方式,并取得了具有历史价值意义的结论。
    三、价值评判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共和邓小平一直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里的“唯一标准”是不对的,这明显的是一个缪论。我们说,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价值评价才是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请阅读孟泳新《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讲,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价值评价是人类认识真理〔在这里特别是指社会科学如法学、历史学等而言〕的三个不同的认知阶段和认知层次。
    我们讲,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与价值评价是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三大不同的尺度。“实践相对于逻辑证明、价值评价而言,实践在认知过程中是原始的、初级的、简单的、表面的,而逻辑证明和价值评价则是成熟的、高级的、复杂的、本质的;在认知的成果和结果上实践是模糊的、多变的、不定的、朴素的、具体的、特殊的,而逻辑证明和价值评价则是清彻的、一贯到底的、确定的、理性的、抽象的、普遍的”。“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与价值评价各自讨论的重心与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实践检验是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逻辑证明是要解决“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的问题,而价值评价则是要解决“有什么意义”、“好不好”、“对不对”、“值得不值得”、“道德不道德”、“正义不正义”的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说得好!王海光在《学者、学问与学品》〔2013-12-12〕一文中写道,
    “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 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学者的学问根基,在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具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的,表现为价值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 不仅是理论能否彻底,学说能否自洽的逻辑前提,更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性使然。其统一性的时空范围越大,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能够一以贯之的知识体 系,必然是符合经验常识,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时空,彰显文明,是学问的大道。凡带有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偏私,都是不能一个价值 标准贯彻到底的,必然要背离经验常识,制造理论上的吊诡,其价值系统是不稳定的。虽可以有应时的热闹,但一时喧嚣之后,必定是烟消云散。……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 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 度量衡的意义。”
    历史研究主要包括了史料研究和史论研究这二大部分,特别是史论研究部分必须得有价值评判,价值评价的支持方能得出具有历史价值的结论,有了正确的价 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加上严密的逻辑推断和充分可靠的史料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对发动镇反运动的起因的大陆主流观点的评论
    李格在国史网2009-06-28发表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写道“随着对镇反运动研究的进展,学术界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
    一是发动镇反运动的起因。以《毛泽东传》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192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等书均同此说。对此杨奎松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是在政治上运用“策略”。他指出,肃 清反革命是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只因建国之初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毛并未响应党内对反革命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反对“四面出击”。随着朝鲜战争爆发,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作者断言:“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 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 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他认为这样的时机到了。”“这其实是毛泽东在军事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 用。”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这一观点姑且称之为“策略说”,迄今未见有公开赞同者。” “二是镇反运动开展的时间”。“三是镇反运动是否“扩大化”?”鍳于篇幅,本文略去对二、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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