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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

为什么说,张君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在回答此问题之前,必须要先搞清楚以下的几个问题:
    1.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过程中,谁为首功?张君劢先生的作用何在?
    2.为什么张君劢避讳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呢?为什么一个后入盟的张澜能当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席?
    3.为什么黄炎培不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一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首席创建人必需什么样的素貭呢?
    4.在蒋介石的眼中,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呢?

    一.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新组织的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过程中,谁为首功?张君劢先生的作用何在?
    在《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己经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秘密筹建到公开活动的全过程,从文章中可看到,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要成立有别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一个统一的组织;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先秘密进行活动,布置一切,同时在国民党的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关,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是张君劢第一个以“天衣无缝的解释”,迷惑了当局,保护了秘密筹建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张君劢第一个提出,派梁漱溟去香港建立言论机关,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是张君劢第一个,在蒋介石的招宴会上,证实民主政团同盟确实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各点,搞得蒋介石束手无策。
    《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引自于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文,〔转引自于梁漱溟全集第6册第354页〕,只是说“他们又在张君劢家中讨论过几次,并决定将计划中的新组织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那么问题就来,在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这四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人中间,自然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过程中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这四位创建人的作用不可能是平等的、相等的,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呢?前面提到的五个“第一个”只有加上此第六个“第一个”,即“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方可成为第一个提出完整的筹建创建一个新组织的构想的人。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究竟谁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第一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新组织的命名必须与“统一建国同志会” 相异,且能表现出与“统一建国同志会”本质的相异点,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的要求作为一维线来分析,究竟是谁,最早看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弱点所在呢?也就究竟是谁,最早作出了远离“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作,并思考筹建创建一个新组织的这一连串的问题?
    《张君劢与民盟的诞生》一文中己讲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派)、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张澜(无党派人士)。他们经过酝酿商议,…联络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沅、冷遹,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胡石青、罗隆基,青年 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以及无党派的光升等共19人,于〔1939年〕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餐厅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按郑大华《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一文说,“1939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职教会〕梁漱溟〔乡建派〕章伯钧〔第三党〕罗隆基〔国社党〕沈钧儒〔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张澜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张君劢没有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据梁说,其原因是他认为“在蒋肘腋之下,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
    从上面引证的二文中可看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都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独有张君劢没有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
    为什么张君劢不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呢?郑大华转用梁漱溟回忆录中一段话,其原因是他认为“在蒋肘腋之下,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真的如此吗?如是说“言论不自由,故不肯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那么,前题没有改变,言论不自由,怎么敢提出要组建一个新组织,这一新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会”,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且是一个与国民党、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政党,一个政团同盟呢?!这说明郑大华对“为什么张君劢不参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的解释是荒谬的。
    正确的回答只能是,张君劢在1939年11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之初,就己经看出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说明了,张君劢至少从1939年11月起,张君劢就己经开始思考应该组织怎么样的组织,方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中国未来正确的道路,组织这样的组织有什么困难之处,如何解决之等等的问题。等了一年多了, “统一建国同志会”如同当初张君劢预见的那样,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拿郑大华一文所说的,“由于它是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因此并没有起到“第三者”的作用,不久,即陷于仃顿。” 到了1940年12月24日,张君劢终于把他思考己久的整套的方案说给来访的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仨人,从而中国政治舞台才出现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的要求作为一维线来分析,因为新组织的命名必须要表现出这一新组织的最基本的特征,故也是张君劢至少从1939年11月起,就己经开始思考应该组织怎么样的组织,这样的整套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然亦在张君劢思考之中,故讲“张君劢是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单凭这一点,还是不能作一确证,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2.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这样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作为一维线来分析,谁是第一个提出,将新组织的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人?
    在中国政治政党和会党团体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的政党和会党团体,但从未出现过“政团同盟”的字样和组织。同盟这一词可早已有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同盟会,但这同盟二字只仅是作修饰词,主体词是会,同盟会那只不过是会党性质的会、团体也。如同笔会,工会,妇女联合会一样。为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用了如此奇怪的名称呢?这是因为Union 这个词汇,特别是运用于政党文化中的Union,不是来自于美国,也不是来自于英国,而是来自于德国,Union是表现了德国政治政党文化特色与特质的政治词汇。Union这词翻译成中文,就是联合、同盟、联盟。历史上曾出现过联合教会-普鲁士路德派和革新派组成的联合教会,现在Union这词在德国通常也可指CDU,现中文译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可指政党联盟CDU/CSU,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党联盟,目前还有一个被广泛使的词汇是欧盟,它的德文名是Europa Union,EU。“ 政团同盟”这新名词是从德文“Union”结合中国实情,翻译加创新〔政党和团体同盟之缩写〕而成,将“政团同盟”这样特殊的德国政治词汇用到了中国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此人必是熟稔于中国政治国情和德国政治文化特质的人。
    梁漱溟、黄炎培两人的履历中皆无与赴德留學的经历。而据中华百科全书左舜生传略,“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笔者〕赴法留學,” 左舜生赴法留學的时间为一年,1927年即回国。据陈正茂著 《醒狮精神:青年党人物群象》,“15年秋,得书局〔中华书局-笔者〕资助,赴法留学,除每週至巴黎大学上课外,復遍访巴黎附近之名胜故蹟及博物馆,籍以了解法国之历史文化与艺术。其后《法兰西新史》之出版,殆此行之结果也。”
    说起张君劢,世人皆知,1906年-1910年留学日本,1913年-1916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1919年-1921年12月〔1922年1月回到上海〕游学欧洲德国,1929年10月-1931年9月在德国耶拿大学任客座教授。由此可见, 除了张君劢一人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都没有留学德国的经历。
    张君劢在第一次留学德国时曾翻译了“苏维埃”,这一个表现了俄罗斯政治政党特色与特质的政治词汇,此外又翻译了许多德文的原著为中文出版,如1932年由张君劢先生将《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一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了四版,激励了国民。
    讲到张君劢,与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相比较,即这四个人对中国政治国情的熟稔和洞察的程度〔就在本段讨论的主题来说,姑且不谈及其正确性〕,粗略地分为以下几方面来说,中国政治国情的发展趋势;各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党争发展趋势以及整合的可能;怎么样来识别各党派意识形态的对错,即这四个人的选择;这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党或派的选择与这四个人的政治素貭。由于此问题的讨论以及这四个人间的比对,已远远地超出本文的范围。故仅在此处只能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张君劢反驳陈绍禹,1939年1月15日陈绍禹〔王明〕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演讲,指责张君劢“与汪精卫关系太密切了”,“张的公开信不外是反共、反八路军、反陜甘宁边区,与汪精卫以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中-注〕所讲的反共内容没有两样。”〔陈绍禹,《旧阴谋的新花样-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的演讲》〕随后,张君劢发文反驳陈绍禹的说法,称“同一国中两种军队,两个政府并存,异日对日抗战虽完,而内部问题又生,甚且激而生变,则国家统一将何由可能实现乎?”〔张君劢,《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附带质问》〕从这一段张君劢反驳陈绍禹我们可看出,早在1939年1月,张君劢己经看到了抗战结束有可能爆发国共内战。而落到当时的全体中国人民、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的首要的责任与义务除了要争取抗战勝利外就是要防止国共内战的爆发,要争取抗战勝利是不要亡国,要防止国共内战的爆发是要建怎么样的国家,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个例子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次日,12月16日张君劢撰写了一封《太平洋战起致国民党中执会诸公书》,要求国民党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对外加强与美、英、苏等同盟国的合作,对内进行军事、行政、财政、金融和经济改革,实行民主政治。这一点说明了,张君劢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什么是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中国应该如何努力与这一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相吻合、相接轨。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了“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和“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纠纷”等三点献议。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著名四大自由,英国首相邱吉尔提出了测验自由标准的七条,其中第一 条即“人民是不是有自由发表言论,反对或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这说明了,二十世纪的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是世界各国人权的大解放。张君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提出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要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又提出了包括关于言论、人身、结社集会自由的《人民 基本权利三项保障案》,这是与罗斯福所代表的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主流是完全相吻合的。但到了1943年3 月,蒋介石还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一无视自由民主法制罔顾人权、实属反人权逆潮流的的理念,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错误立场,以致为美国杜鲁门视为一个扶不起来的政权,1948年时拒绝给予援助;以致国民党1949年时兵败如山倒,败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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