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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之二


    2,对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交战正义主要是指一场战争的进行方式是否只限于人类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当损伤,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 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进行。我们在考察一场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时,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中途就失败了,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对本次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战争成功后的欲要建立的秩序的任何文字材料,也就是说,无法断定战后正义和开战正义的。仅仅依据参与起义战争者的成份那是不行的。那就主要地考察交战正义这个尺度了。
    冉云飞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 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妇婴和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 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尽管讲,结论是正确的,但缺少了理性论证。而今我们介绍了交战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以后,说明了鍳别判别一场的历史革命战争或历史农民起义是否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的一些准则、尺度和原则,细心的读者就很快发现,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严重地违反了交战正义规则。按照正义战争思想传统,交战正义一般包含两条核心原则:区别原则和比例(相称)原则 。而区别原则主要涉及对战争目标的区分,特别是士兵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分。沃尔泽认为,从人权出发,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财产以及事关民众生存的公共设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被视为军事目 标。张献忠屠戮妇婴,这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如同納粹殺害猶太人一样,都是濫殺無辜,明显地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有一个以三段论法为基础的证成思维能力,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理性,也就相信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人都是讲理的,都是讲理性的,“讲理的,”则是人类社会与猴子群会等动物群会之间客观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区别,也是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吧!正是有了理性论证,就可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
    实证和证据四 。

    长春之战 和太原保卫战 ,AA级的证据。
    请参见上面1.介绍王芸生长春之战和徐沛博士太原保卫战的说明。已有阐述,兹不赘述。
    3,对战后正义子系统的道德论辩。
    首先需要指出,必须确认的一个大前题,即依据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判别此“革命战争”的战后正义。
    说明 :
    李效东、李瑞景 在《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及当代论争》一文中说,“西方战争伦理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三个部分。”“战争责任伦理,也有学者称之为“战后正义”,即战胜国不应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处置战败国,而应遵从某种规范,因为“犯罪不能从他人的罪行中遗传下来”。〔注,引自康德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战争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承担重建义务。”
     “关于清算战争 罪行,这是西方在战争实践中最初认识到的“战争责任”,主要是对发动非正义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和个人进行审判和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普遍认识到,对战败国本 身的过分惩罚无法消除战争的根源,于是转而侧重于对发动战争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比较典型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关于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最早意识到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的是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康德用“战后的权利”这一概念来概括战胜国的战争责任,指出:“被征服的国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国家被征服而丧失他们政治的自由。这样,被征服 的国家不会降为殖民地,被征服国的臣民不至于成为奴隶。否则,这场战争便成为执行惩罚性的战争。””
    “关于承担重建义务,指的是 战胜国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推倒一个旧政权。战胜国和其他任何有能力的国家都应该对战败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迅速重建一个政治独立、经济稳定的自由国家,以 利于国家重返国际体系,最终消除战争根源。”
    很明显的,西方战争伦理的理论体系主要适用于国际间的战争方面,而利用西方战争伦理理论的许多结论是无法对国内战争、比如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解放战争做出明确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的。
    对国内战争的战后正义的战后,就内容来分,我们可将其分为狭义的战后和广义的战后。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其主要包括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安排及其伦理评判标准。
    台湾学者朱元鴻《戰後正義與寬恕》一文中写道,“Brian Orend引述康德的主張:力量不等於正義,勝利的事實自身並不授與勝利者权利,也不加诸败者义务。只有在正义战争的条件之下才可能有意义地讨论勝利者与战败者的权利义务。” 狭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指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是指对善后问题的处理。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一场没有后遗症的战争。它为后人树立了战后正义的经典。它“
    ——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
    ——战败的南方也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战败的南方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上升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
    ——林肯和格兰特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
    ——(南方)每个军官和将士都得到一份由格兰特将军签署的证明书,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不予追究,不受歧视。
    ——胜利者固然值得赞扬,失败者同样令人敬佩。胜者应当名垂青史,败者也无愧后人。因为他们都在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个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决定。”
    对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包括二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即审判战争罪犯问题〔即就战争的个人责任而言,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均应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对战俘的处理这二个问题。审判战争罪犯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彰显本次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战争罪犯的不正义行为,起到彰善瘅恶的作用,即对己经过去了的战争历史作一历史总结,又可根绝了未来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这里面涉及个别的战争罪犯的人权问题。而对战俘的处理,不用说西方的日内 瓦战俘公约,在古代中国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战不杀降,杀降不祥,意指说对于己经投降的战俘来说,如果战场杀降,则会被认为是兵家大忌,其后会被一种“魔咒”的诅咒。这里面涉及众多的战俘的人权问题。
    而广义的战后正义主要涉及战后秩序的安排。这里面涉及广大人民的人权问题。总之,战后正义包括的三个方面,审判战争罪犯、战俘的处理、战后秩序的安排都涉及人权问题。
    历史上号称“革命战争”的战争有很多,有些是正义的战争,但不乏有挂着“革命”两字的非正义的战争,如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这关键的关键是要看“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君劢有句话叫,“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章国锋在《哈贝马斯访谈录》中写道,哈贝马斯讲,“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西方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充满缺陷,一再出现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可 以这样说:这一过程几乎穷尽了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选择可能性。否认一种仍然存在于破碎与断裂之中的理性的作用,那么,一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全面地建立。目前应该做的,正是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案,以消除当今社会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克服它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使世界向较为公正的未来发 展。倘若放弃一切努力,将世界看作一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 没有什么希望了。”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以及网上文章《哈贝马斯在西方社会学地位》中都有这样的一段话,“哈氏捍卫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认为,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性”,作为一项在思想、文化和社会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 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致力于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尽管这些价值和理想在过去200多年中遭遇了各种挫折和倒退,且尚未全部实 现,但它们体现了历史进步的逻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
    从上面的这二段话中可看出,哈贝马斯认为,世界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整体,尽管一再遭遇了各种挫折、失误和倒退,但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个的方向是由启蒙的理性和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想所表达的价值和理想的实现,它们体现了历史进步的逻辑。而用社会公正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两把尺子,来检查、来比较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产生的战后秩序与社会,与前个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所推翻的战前秩序与社会,哪个社会更加公正了,在哪个社会中人权更加扩大了,则就能决定这场由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就能决定这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
    实证和证据五。
    镇压反革命运动。AAA级的证据。其中,镇压原国民党军政骨干人员,AA级的证据。镇压原社民党、青年党区分部委员以上骨干人员,AAA级的证据。在这里值得推荐的是彭小明先生的文章《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和 郭国汀的文章《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
    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下半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初期,在一些新解放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非常猖狂。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制造谣言,破坏厂矿,抢劫物资,刺杀干部,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政权的稳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毛泽东说,“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 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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