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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复兴运动之声

民国复兴运动之声Union of ROC Returning to China
    民国复兴运动问答
   李景强:建议我国恢复原国名“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新生代:
   丁朗父: 老友记之吴仁华

   我要参加民国复兴运动——点 击下面链接http://meihuaw.com
   
   
   李景强:建议我国恢复原国名“中华民国”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我从四十年前就关注台湾问题,看《参考消息》首先看关于台湾的资讯。近年来我综合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统一考虑,认为如果我国恢复原国名“中华民国”,同时向国际上宣布,从辛亥革命以来,无论北洋军阀执政。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执政,中华民国104年法统一系。诸多困扰多年的问题很可能好解决,尊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首任国家元首,毛泽东是蒋介石的继任者。从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台湾历任“元首”仅仅是地方割据政权的魁枭,载入史册,不能续进国家法统。
    我曾看过可信的资料,50年代毛主席后悔过,认为建国后不应该彻底抛弃“中华民国”的国名。如果坚持原有国名,可以反预测:在1955年以前就统一台湾了,绝对不会发生朝鲜战争殃及中国的事,我国很有可能在1950年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了。绝对保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早就分享了二战以后利益,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早就不存在了。香港问题也不现在这样复杂或根本不存在。
    只因为改了国名,二战后的利益我们分享了吗?岂但没有分享,而且还丧失了许多权利,进而招致外国侵权还在继续。如果现在醒悟为时不晚,恢复原国名,台独分子敢反中华民国吗?民进党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现在台湾反课纲运动甚嚣尘上,逢中必反,但是谁敢反中华民国呢?只要大陆恢复原国名,利用既有的优势,兵不血刃,台湾失去了继续割据地盘,国际国内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恢复原国名,不影响现有制度和体制,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扔然是现国旗和国徽。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害。就看中央和政府有没有历史担当责任,长此延宕碌碌无为,恐难久持。
    李景强 2015年8月12日
   
   中国国民党新生代:
   蒋万安与韩冰
   民国复兴运动之声

   
   许淑华
   民国复兴运动之声

   
   丁朗父: 老友记之吴仁华
   老友记之一片叶子飘下来
   顶着家人强大的不满,我把准备卖掉的房子,霸占为自己的书房,为了唬人,我把它称为办公室。
   这几年几乎没写过汉字,有些常用字,下笔时都要愣愣神。以前听到有人中文夹英文,每有莫名反感,没想到如今也不时陷入中文不足英文补的窘境。
   很多年以前,有朋友批评我定力不够,如今想来,还真就是。这几年迫于无奈,举家大迁徙,从东经124度漂到西经124度,一切从头开始,身份问题,住所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基础的收入问题,每一个,现在想起来,都头皮发麻。感谢主,一切全靠他支撑。
   2013年的那个下午,在北京牛街派出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里三层外三层的警察谈完之后,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可以回家的谈话了。他们中的一个说得很清楚,下次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了。
   也许真有所谓命运安排。我七岁时,20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以叛国罪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妻离子散 ,他,我的一家,从此开始几十年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的炼狱生活。2013年,我五十岁生的儿子也七岁了,莫非我也要去坐共产党的牢?
   我不愿意,即算命运真的有这个安排,我也不服从,想起我父亲及我们一家经历的苦难,我决不接受这个安排。
   感谢主,一切都难以想象的顺利。2013年11月28日,我们一家三口在洛杉矶机场落在了洛杉矶机场。飞机着陆那一刻,我长出了一口气。安全了,我,我的儿子,我的一家摆脱了那个宿命,那个梦魇,那个从七岁开始长久地压在我心头的深深的恐惧。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我的太太和儿子,不但是第一次到美国,而且是第一次出中国,甚至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后来太太经常说,她绝没想到第一次坐飞机就到了美国,第一次到了美国就再也没有回去。
   飞机着陆之前,我从机窗看着下面的大地,只见群山绵延,一片苍黄,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峰,如同冬季的北中国。我想,冬季的洛杉矶应当也是寒冷的吧。
   我完全没有到美国的经验。偷偷摸摸办的签证,都没敢找旅游公司代办,也不想多找一个人请教。多年的经验使我对电话的保密性完全不信任,能不打就不打,能少打就少打。尤其是1994年,我在北太平庄等公共汽车时和上海的朋友通话,里面竟然传出了一个被熟悉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人员刘畅的声音之后。
   感谢美国大使馆未曾谋面的朋友,我们一家顺利地通过了面谈。那一推表格全是我自己在网上填的,肯定稀里糊涂。也不知怎么回事,在网上提供的照片就是不合要求。大使馆的先生打电话来告诉我怎么弄,还是弄不好。最后那位先生说,就这样吧。我们的签证上用的,就是这张不合格的照片。拿到签证之后,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这件事没有告诉任何家人亲友,只有“圈子”里近期常在一起的几个人,胡石根,徐永海,李海,青林,元新,还有沙老师沙裕光。临走之前的一个星期,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及慕道友告别。
   下了飞机,洛杉矶的风出乎意料的温暖。
   第一次面对移民官,懵圈了。她说的我们一个字也不懂,也完全不知道她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们只见她对着大包小包的我们一家三口,两手一摊,似乎表示爱莫能助了。
   这时翻译来了,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没订旅馆,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也没有什么亲戚,走亲戚旅游都不像,全家出动大包小包摊一片,活活一个移民图。移民官对着一问三不知的三个中国人睁大眼睛。这时翻译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说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名字,局面戏剧性地改变了。
   这时翻译问有没有人到机场来接我们。我说有。他说,接你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吴仁华。又问他是做什么的。我说是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学者。看来翻译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他立刻对移民官说了几句,移民官没再问什么,啪啪啪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通过。见我们大包小包,怕我们过海关有麻烦,翻译又到海关官员那里小声说了几句,海关也很顺利的过了。我们出关时,这个翻译还特意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上班的时间,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他。这是我们到美国第一个应当感谢的人。
   出了机场,面对洛杉矶的大街,身边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我又傻眼了。说好吴仁华来接我们,也有吴仁华的电话号码,但我的电话没有办国际漫游,到美国就不能用了。联系不上!原以为洛杉矶的机场像北京机场一样,一堆人在出口候着,外面是一片出租车,公交车,大客车。此刻,现在,什么什么也没有。更要命的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个字也听不懂。完全是另外一个星球嘛!
   望着眼前的建筑,看哪个像是个旅店,想着好歹先把这几个人和行李从机场门口挪走,再和老吴联系吧。
   这时突然有人和我们说中国话。管他是谁,这会儿说中国话的就是亲人呐。原来是几个法轮功朋友在这里散发他们的印刷品。他们问我要不要三退保平安。我说我出身不好没入过共产党,没得可退。我问,能不能帮我找个人,这个人来接我们但是没电话联系不上。看来吴仁华在洛杉矶中国人中知名度不低。他们都知道吴仁华但是不认识。有一个小伙子说他认识郑存柱,郑存柱和老吴都租住一个叫老莫的老大哥的房子。我知道但不认识郑存柱。小伙子用他的电话拨通了郑存柱,我说 我是吴仁华的朋友,在机场等他来接。几分钟后,吴仁华和老莫莫逢杰大哥就到了。他们已经在停车的地方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说,真没想到吴仁华这个名字像个洛杉矶的阿里巴巴咒语,一念就灵。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关口,坎儿。有的人特别明白,一切人生大事都精密计算,用很长的时间,动用一切资源,用最大的努力来准备,以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人也许一生平顺。但一旦算计不周,或情况突变,不能如愿,便会惊慌失措,丧魂落魄,甚至就此沉沦。还有一种人,多数吧,全无算计,稀里糊涂,一切听其自然,天大的事只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招。到了儿算个总账,也许,可能,结果也不差。人算多半不如天算。命,你认也罢,不认也罢,谁也抗不过他。人生就是一片叶子,飘来飘去,不管飘多远,总会落到地上。
   
   老友记之吴仁华
   
   老吴还是那个老样子,一辈子处于那种敲着饭盆到学生食堂打饭吃的状态。他是八九六四几个月之后离开北京的,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现在的这个样子,你把他扔到人群里,我肯定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时间对他不起作用。为人豪放仗义,抽烟喝酒交朋友,我以为他最适合上梁山,过那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日子。但造物者总要找个平衡吧。他在北大学的是一个看来和他最不搭调的专业:古典文献整理,老话叫训诂考据之学,典型的老夫子学问,寻章摘句之老雕虫是也。。
   1987年,88年,是我们这辈子最阳光的岁月。一个下午,在北京到杭州的火车上,几个年轻人在硬卧车箱里开一个小会。这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半官方调查组,去调查温州的一个民间集资案子。召集人是农村研究中心的王振耀和民政部的段自强,成员有人民大学的温乐群和民革中央《群言》杂志的王碧蓉,还有当时任北京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室主人的老吴和鄙人。我当时是《中国民政》杂志的编辑。
   当时整个中国改革风起正在高潮,每个地方的政府,研究机构,大学都求新求变,官风政风学风清明和谐。北京主要的变革智库有三个,都以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体。其中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和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是体制内的,另一个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是体制外的。每个所的核心人员都是十来个人。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改革政策,步骤和方针,都和这三十来个人有关。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一是大部分下过乡,小部分进过厂或扛过枪。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过残酷的竞争,在1978-1979年考入大学。经历,智力,年轻,热情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成为中国百年血与火的历史锻造出的精英群体。八九六四以后,三所被视为赵紫阳伸向学生运动的黑手,都被解散了。但他们的影响绵延整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江泽民、朱镕基推行的改革,多数源于三所。被解散之后的三所人员,分道扬镳,命运各不相同。体改所和农研所,被分散到各个部委,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也有人经过长期的蛰伏东山再起。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是当年农研中心的成员。我们的这个小组,是临时组建的,但和三所都有关系。王振耀是农研中心人员。我当时参与了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研究项目,和体改所算是有业务联系。吴仁华的同事陈小平,是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骨干人员。王振耀是河南人,1977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段自强是山西人,和王碧蓉是中山大学校友,段是七七级,王是七九级。温乐群是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教师,七八级,吴仁华是北大七七级。另外一层关系是,他的同学钱立和我的前妻,是前后任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和陈佳洱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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