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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之下海/丁朗父

   
   
   六四之后许多人下海。我所接触的,有政治学所的秦孟周,王志刚;体改所的娄健;发展所的冉明权,还有许多被打下海的各大学的民运分子。秦孟周帮我从冉明权那里扣了一个公章,开了一封公文,我就把自己从单位调走了,连档案都拿到自己手里。
   发展所被农研中心收编之后,在六里桥空军休干所租了几间地下室办公。发展所被解散之后,原址上成立了一个乡镇企业决策参考通讯社,由冉明权负责。这个通讯社名义上挂靠在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实际上既不出人也不出钱。我就在这里混了几个月。
   六四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满脑子的政治活动。我们两三个人商量干点什么。我起草了一份传单,叫做《首都人民告全国人民书》,主要内容是鼓动军队倒戈保卫赵紫阳的改革等等。那时候电脑还很少,我掏了两百块钱,托人请他在科学院工作的亲戚打印出来。当时北京全城戒严,各单位严格清查,一片红色恐怖。如何把打印出来的传单散发出去,又要保证人员安全,是个难题。我们决定每人去找一个书店,最好在公主坟五棵松一带,把传单一页一页夹在书里再放回书架,这样人们来买书时就会看到传单。为了保证安全,所有参与的人要同时行动。如果不同时进行,先发出去的传单被发现了,后行动的人就容易暴露。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又出了状况。


   有一个在海南做生意的朋友资助下,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作办公室,七分搞政治活动,三分做生意。来来往往主要是北京各大学六四以后出狱的,被开除的学生和如我一般下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北影厂在北三环路蓟门桥的东北角,政法大学在西南角。吴仁华走了以后,陈小平还在政法大学呆了一段时间,同时给纽约时报做事。我到南平房找过他几次,他也介绍过一些人来找我。陈小平非常警觉。每次去找他,说到要紧的事情,都会到外面的空地上,蹲在那里交谈。有一天,陈小平带着一个女青年来找我,想在我的办公室里接住几晚。女青年叫刘丹红,牵扯王军涛的案子,刚从监狱放出来。当时社经所被解散,财产被扣押,人员跑的跑,抓的抓,她没地方可去了。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刘丹红离开之后几天,我租房的担保人来找我,说北影厂保卫部的人找到他,由于经常有一些受到监控的人来找我,北影厂承担不了责任,不能再把房子租给我了。
   被从北影厂小招待所赶出来后不久,我的腿就在骑自行车时被摔断了。政法大学的西边,有一个大钟寺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各个菜市场的摊贩们,从这里批发各种蔬菜水果,再到菜市场去卖。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在蓟门桥东南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东行。一辆装满大白菜的三轮车从后面冲上来把我撞倒,当时腿就不能动了。几个朋友,我记得有殷卫江,把我送到了北太平庄的262医院。照过片子,刘江林大夫说是股骨颈骨折。当时就准备手术。刘大夫技术很好,我很快就出院了。
   那时我哪懂什么生意,全靠东跑西颠东张西望找门路。腿摔断了,一时半会跑不了,还得有人招呼。那时前妻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办公室工作,刚生了孩子,根本顾不上我。下了海,没有了单位。在医院里,全靠六四的小兄弟们照顾。还有一件事耽误了,就是那批印好的传单,也就没有合适的人去发了。看过这份传单的人不多。六四后被关过半步桥监狱的殷卫江说,在监狱里没事天天研究刑法。这份传单,有主张,有目标,有主张,有行动——“你至少得判十年”。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在西四环上开着夏利回家,一辆捷达从后面追上我,里面殷卫江在向我招手。我跟着他到了他在玉泉山后边的工厂,他对我说,圈子里有人说我是特务。我跟你说,我真不是特务!我相信他。如果他是特务,我早就应该在监狱里了,十年以上。又很久之后,在周舵儿子的婚礼上,我们坐在一桌。我送了他一本诗集,他接过去说,“我收下”。
   一下海就把腿摔断了,这问题有点严重。离开单位就没有公费医疗了。刚生完孩子,家里也顾不上照顾。好在我是苦孩子出身,也没有感到什么受不了的压力。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好,经常和我聊天。刘大夫还向我介绍一个人造膝盖关节薄膜的技术,希望能找个有实力的乡镇企业生产这种薄膜。
   六四后被迫离开学校的学生,完全没有经济来源,也没与工作机会,所以生活大多窘困。所以一旦有一两个经济条件稍好的,大家便围在那里吃大户。有点像我后来在画家村看到的情形。
   80年代的大学还是精英教育。77,78,79这三年入学的大学生,被戏称为新三届,以区别66,67,68三届下乡的老三届中学生。这三年参加高考的包括从66年到77年的全部中学生,每年有六、七百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三、四十万人,大约每二十人录取不到一人,录取率百分之四左右。如果按现在的录取率,这三年录取的全部大中专学生,现在都可以考入一流大学。三十所一流大学,每所录取一万,就全部录取完了。八十年代,基本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些流落江湖的六四学生,资质应当是不差的。
   一下海就摔断腿,很倒霉,大家很同情,也尽力表达这种同病相怜之情。在住院那几天,被一帮六四学生簇拥着的老大周舵,浩浩荡荡的到262医院的大病房来看我。民主运动失败了,民生问题就突出出来,精英也要吃饭。我们都是一班书生,哪懂什么杨朱之学。但是和骤然被赶出校门的学生们相比,还是要从容一些。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如周舵者,就成了许多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年轻人的导师兼兄长。想想,在六四之后肃杀萧瑟的北京街头,还有一扇门可以随时为你打开,那是一种怎样的温暖?
   周舵,在家里就是老大,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文革中自杀,他的一弟一妹,差不多都是他带大的。他的父亲是民族学院的教授,他的家在民族学院一栋小楼的四楼,二楼住的是冰心老人。六四之后,冰心专门把他叫去问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夜的情况。听完了对他说,你这一辈子算值了。
   那时江济良帮一家南非公司招商,在人大和理工大之间的友谊宾馆租了一间房作办公室,许多六四学生都去过这个点儿。那间办公室的地毯上,差不多每天都睡着一帮无家可归的六四学生。当时北京有几个这样的点儿:江济良的办公室,六里桥冉明权的乡镇企业通讯社,还有老宋宋旭民的老友记之下海/丁朗父
公司。
   
   因为在四通公司干过,所以周舵是这帮人里唯一有商业经历的人。当时的许多经商的计划都是他的点子。他曾带着一帮人到白洋淀去考察,还在他下乡的地方买了一块淀边的地。如果能坚持到现在,搭上雄安新区的车,就该发了。
   我的腿好了以后,和他一起去过山东威海烟台找项目。他妹妹的一个朋友老戚,是威海戚家庄人,大概是戚继光的后人吧。当时各地都大肆招商引资,当地也不管来的人是什么背景,只要说考察项目就热烈欢迎,威海市长还特意请我们考察团一行吃饭。
   回头时,到烟台住了一晚。六四以后,周舵逃到烟台避难,住在四通烟台公司在海边的一栋小楼里。他就是在这栋小楼里被戒严部队逮捕的。
   旧地重游。特意找了一个靠海的招待所。入住后,天已经黑了。我们一行人出门到了海滩,脱了衣服就跳下海了。周舵一马当先往前冲,往里游了大约半个小时,大家都说不行了,该往回游了。周舵不情愿地同意了群众意见。这时的海正在涨潮。等我们游到岸边,只见银色月光下,我们的衣服鞋子被海水冲得四处都是。
(2018/12/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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