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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 : 文革——超极权体制的建构 (转载文章)

内容摘要 :用马列主义概念讨论文革定性,面临着左右定义混乱及基础概念所指不明的困难。自由主义有极权主义等老概念,但难以描述文革试图超越极权体制的特征。
    本文创造了超极权概念。
    毛泽东尝试建构超极权的新体制。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段的新建构,即官民双方具体权利项目的增减,规则体系的边际调整,可以定义超极权的不同版本,划定文革分期。
   
    关键词 :文革,继续革命,极左,极权主义,超极权,超极权版本

   
    1,引言
    文革是什么?如何定义文革?常见概念有三个。
    一是文革发起者的自我认定: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全新的历史实践。简称“继续革命”。
    二是文革之后中共中央的定性:“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简称“极左”。
    三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全能主义) 。
    前两个概念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本文仅略加点评。
    极权主义的概念属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产生并流行于文革之前。冷战期间,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描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包括大体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中国 。但是,文革试图超越斯大林式的极权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文革前中国的极权体制。以极权主义称呼文革,容易忽视“继续革命”的新特征。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创造并使用了一个新概念——“超极权”,用以更精确地描述文革,分析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极权体制的建构运动。
    超极权体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队和外交等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果说,极权政治是领袖、干部和群众构成三层结构,那么,超极权政治就是领袖、官员和民众构成的三角结构。民众的政治地位相对提高了。
    在文革中,最高领袖多次调整自身与官角和民角的距离,形成了文革的几个阶段。
    超极权这个新概念,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并根据这种特点确定文革分期。
    总之,概念的重建,可以引发意义重构和史实重述。
   
    2,老概念的问题及新概念浅释
    2.1 现有概念的问题
    在马列主义话语体系中,文革有两个标签:“继续革命”和“极左”。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全新的历史实践,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文革发动者本人的看法。在这种定性中,文革处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前沿。
    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决议的说法,文革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错误引发了内乱。
    这两个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发动者和终结者的想法。“极左论”也是当代中国的流行说法。问题在于,官方通常断定当时的最高权力正确无误,左右的概念因此会随着最高权威的变动而变动。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仅中西不同,中共内部也前后不一。这样的概念不便于交流和思考。
    如果使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概念,我们将遭遇更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代表哪个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革命?等等。
    在上述概念背后,我们看到一整套意识形态,以及这套意识形态在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时遭遇的巨大困难。
    西方学者站在苏联和中国之外,观察这些社会的特征,形成了另外一套概念体系: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有限多元化的威权社会——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
    极权社会的特征,第一是强大单一的意识形态;第二是一党专政,尤其是领袖独裁;第三是对经济的全面控制;第四是层层动员和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社会控制。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高度一元化,被称为极权社会。
    与极权社会相对,欧美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会。基本特征就是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
    威权社会是有限多元化的社会,位于极权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之间,例如转型前的西班牙和台湾,没有强大的宗教式意识形态,有市场经济,有一些公民社会,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也有一些民主选举。
    极权社会的弱化状态,就是后极权社会。斯大林去世后,领袖魅力及意识形态感召力下降,民众动员的深度下降,极权弱化为后极权。
    极权、后极权、威权以及民主自由社会,这套概念从自由主义角度描述了世界范围的人类实践,定义明确,视野开阔。但是,文革这种“全新的历史实践”,出现在这些概念形成之后。文革试图超越极权,以近乎革命的激烈方式改造极权体制,预防极权弱化为后极权。如此建构的制度,还能称之为极权制度吗?
    如果老概念不足以描述新事物,就应该创造更加精确的新概念。
   
    2.2 超极权及其不同版本
    如果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国看作极权社会,那么,破坏并改造极权体制的文革时代,就应该被看作超极权社会。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说,执政十七年,形成了官僚主义旧机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共产党自己为革命对象的,以赫鲁晓夫为主要对象的。
    这种以极权体制及其主导者为对象的革命,就是超极权革命。
    超极权有理想版与现实版的差别。现实版又有尺度差别。
    毛泽东一度试图将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与极权体制结合。民主普选是正题,极权专制是反题,民主的极权是合题。民主+极权,就是超极权的理想版。在极权体制中强化群众路线,赋予群众更多的权利甚至革命特权,实行群众专政,尝试普选,同时强化领袖崇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这就是正题与反题逐渐合为一体的理想版实现之路。
    按照专制程度划分,假定标准的威权秩序为1.0版,极权为2.0版,那么,用数字粗略地比喻,超极权的理想版就是3.0版。不过,在政策设计中,超极权最高达到2.8版,在现实中,超极权实验最高达到2.6版,并逐步调整至2.2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单项版本也在不断调整。文革十年包含了多次多种调整。版本越高,革命特权越多,稳定性越差。版本越低,越接近极权乃至威权,稳定性越好。
    总之,文革是以极权体制为超越对象,以超极权体制为建构目标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在不同版本之间调整波动的超极权秩序。
   
    3,极权体制的问题与毛泽东的办法
    3.1 毛泽东对极权体制的不满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的不满,不仅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也针对斯大林建立的极权体制。
    毛泽东的不满至少包括下列诸项。
    第一,没有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文革后期,毛泽东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范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卡压,进一步的走向是“三自一包”。毛泽东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庆和大寨模式。针对等级制和工资制,毛泽东提倡供给制。
    资产阶级法权,文革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bourgeois right),指的是人们有权取得自身劳动之类的付出的报酬。这种平等权利将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
    如果把等价交换之类的交往规则看作建构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把平等交换的权利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那么,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毛泽东确实比斯大林追得更深,走得更远。
    第二,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
    1962年,毛泽东说:《高潮》一书中的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1964年,毛泽东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发现,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到处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有天然的经济特权和超经济政治特权。
    “天然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说法,暗示着毛泽东思想的新进展: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的基础,不仅仅是表面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定义阶级时有意引入“政治特权”。
    掌握某种资源优势的人,总要利用这种资源要素追求利益最大化,扩大并固化这种优势,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之后,凭借暴力资源支撑的权力要素参与并且决定利益分配。官僚集团试图扩大并固化这种资源优势,新阶级必然产生。毛泽东看到了这种趋向,试图用“阶级”概念表述这种新的社会集团的诞生定律。不过,唯物史观并没有把暴力要素看作一种生存资源,也没有把阶级定义为拥有某大类资源要素的社会集团,毛泽东的见解溢出了在生产关系中定义阶级的列宁主义框架,讨论难以深入。
    文革后期,毛泽东不作逻辑论证,一再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
    在政治领域,官僚集团利用超经济的政治特权谋利。在生产领域,官僚集团利用掌控的各种生产资料即天然的经济特权谋利。工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则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谋利。上下结合,官僚集团用三自一包和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扩大自身谋利的基础,走向威权社会。这就是毛泽东看到的资本主义复辟前景。这种前景符合官民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类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稳定均衡。
    第三,巩固新体制不能滥用暴力,应该依靠群众。
    斯大林清除对手,主要靠大规模肃反。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滥用暴力,杀错了很多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斯大林死后苏联变修,可见杀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张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解决问题 。1960年,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 。
    发动群众必须教育群众,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培育一代新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暴力手段主要用于对付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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