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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为什么毛泽东依靠文革小组发动与推进文革 (转载文章)

为什么毛泽东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发动与推进“文革” ——中国皇权政体的结构与机理深刻影响现代史的具体例子
   
   关键词 :中央文革小组 历代皇帝通过私幸秘书班子而抗衡国家体制 维系专权 “百代皆行秦政法”与中国现代政治
   
   内容提要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与推进“文革”的最重要政治工具,它对国家体制中枢的巨大破坏、恶性程度极高的政治行为方式、权力之惊人等等,都是“文革”的最刺目现象,所以其如此禀赋的原因何在,就是研究者应该说明的重大问题。本文从中国历代皇权在与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中如何利用私幸秘书班底以维系专权,来展示“天子私人”这套延续两千年经典操作方式与“中央文革小组”特点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说明“文革破旧立新”的实质,反而很大程度建立在皇权专制的古老血脉之上。由此进一步提示:“百代皆行秦政法”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浅地体现为观念与思想的呈现传承,其更主要更深刻之处在于权力制度大厦从巨到细的结构方式、其权力体系的法理逻辑及其运行过程。

   
    一、“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与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二、“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与政治功能
    三、“中央文革”与中国皇权政体的运行机理
    四、“中央文革”与历代“天子私人”在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上的高度一致性
    结语 :“百代皆行秦政法”的根源在于权力制度结构及其法理逻辑
   
    “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的产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政治体制”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革”的主要工具、是“文革”前半时段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当时流行说法是:“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对于今天人们来说,“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成方式和运行方式,可能是非常怪诞、不易理解的: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其中多数人资历名望原本极浅),几乎一夜之间就跃升为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亿万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亦在戏剧性地成功摧毁了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体制的同时,取代它而成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并且成为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而它在对各种政敌施以疯狂打击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上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文革”一定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文革”上述诸多特质又何以必然产生?
    本文拟从中国皇权制度运行机理对现代之深刻影响的角度,对于这些问题予以说明。
   
    一、“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与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是亿万“文革”经历者十分熟悉的,这里仅做最简要回顾:
    1964年5、6月间,在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其指示,成立由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传部和文化部长)、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陆分别任正、副组长,小组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王毅注:本文文字的黑体都是我标出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毛泽东派江青授意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认为北京市副市长、学者吴晗所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姚文元文章发表后,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顽强抵制,北京各大报持续19天未予转载;后来虽在毛泽东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转载,但还是力图把对吴晗的批判局限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在毛泽东压力越来越大之下,“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2月3日在北京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五·一六通知》中被简称为“二月提纲”),拟向中共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5日将《二月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汇报,大家表示同意。8日,彭、康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面并未明确表示异议。12日,彭真、康生等到上海,将《二月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23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但是不久以后,《二月提纲》即被毛泽东宣判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运作之反常相比更加诡异的是:1965年初,由毛泽东同意,江青到上海找到当时的中共上海宣传部长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同年8月拟定了文章要联系“翻案风”、“单干风”等政治路线进行批判的口径。为掩人耳目,批判文章的初稿都用极隐秘方式传送到北京,反复进行修改、多次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约定向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中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恩来保密。江青在1967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自得的口吻追述这一秘密运作的过程: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我们在京剧录音带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他当时通过江青等人而进行的发动“文革”的政治运作,长时间内都是以极隐秘方式而进行。下文将说明: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毛泽东组织一篇文章都必须采用这种非常特殊的密谋方式。
    1966年3月下旬,康生借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种以“党性”(国家常规体制中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为根据的诘难,极大触怒了姚文元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于是毛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3月31日,自上海回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28至30日的连续三次讲话,这些讲话毫不掩饰他对于党和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威严处置: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至此,“文革”第一批受难者的任何辩白与乞怜都不能改变其命运了——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记述,彭真这时还希望能向毛泽东当面申述,哪怕只有20分钟,但已经根本不被理睬。
    同时,引爆“文革”的程序正式启动:康生于3月底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二月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定由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二月提纲》的文件。陈伯达遂与王力共同撰写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形势的需要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又称“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4月16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举行,毛泽东不仅没有到会,而且同时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他亲自对《5·16通知》草稿反复修改,然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只能被迫接受《5·16通知》,并作为“中发(66)267号文件”下达全党,“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发动!
    即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仍可以深切感到那些受难者在被推上祭坛时的哀怨: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80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者包括非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而当时健在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约160人),以这种非常程序强行通过《5·16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在此最后关头,向刘少奇﹑周恩来提出删除《5·16通知》中“赫鲁晓夫······”那句矛头暗指刘少奇的话,但已经没有可能(彭真在“文革”后说,他当时即已觉察到“赫鲁晓夫”不是指自己,是指更高位者)。康生表示:毛泽东改定的《5·16通知》文本一个字也不能动,所以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而被断然拒绝后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翻开《5·16通知》即可见到:其开篇宣布撤消《二月提纲》的第一句话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成立“中央文革”意义之重大,而且可知这是毛泽东心中孕育已久的“战略部署”。如此图穷匕见情形下,“中央文革”在原“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于5月28日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8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的5月至12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1967年1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中央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着,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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