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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闯创:用普世价值观和博弈互动论解读文革 (转载文章)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展现共产极权国家政治运动破坏性的典范, 也正因此适合作为用普世 价值框架来解读共产极权体制的最完备负面典型, 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 宪政、民主和法治的价值。 文革几乎裹挟全体国民参与到依据不完全信息,为维护自身政治、 社会和经济等利益的长期连续博弈。十年中,各参与群体的身份地位、利益目标、博弈手段、 结盟选择不断发生变化, 博弈的最突出特点是群众 (造反)运动和暴力清场。
    关键词 普世价值、博弈、造反、暴力
   
    首先来谈普世价值的理论框架。 现在看来, 观察文革最方便的理论参考体系就是普世 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从宪政、 自由、 民主、 法治、人权的角度来观察文革这场严重反普世价值的政治事件。 文革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容不得结社自由和言论自 由, 哪怕是假的自由也不行, 文革还从反面意义上证明了中国需要宪政、 民主、 法治。
   

   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多年了, 研究者早就该超越中共的话语框架来研究包括文革在内的中 共历史。中共 1981 年的历史决议根本就是垃圾, 不值得当作对手。五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 曲解文革, 这种歪曲自文革初期就开始了, 文革期间自吹自擂称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文革后则极力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这都是不对的。 文化革命当然不是 像林彪 1968 年所说的那样比文艺复兴意义还重大, 但也不比文革前的大饥荒更悲惨。 但绝 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说法的影响, 无论是反对派所认为的 文革浩劫还是左派所称文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都是极简单的说法, 不符合事实。
   
    比如从宪政角度来说, 虽然众所周知宪法在中共眼中不过是一张废纸, 但文革初期从 毛泽东、 刘少奇到普通工人、 学生、 干部都曾想起宪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66 年 11 月毛 泽东在为张春桥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合法性而辩护时就说工人成立组织符合 宪法上的结社自由 (第 87 条)1;1967 年 8 月刘少奇被批斗后才拿起宪法说公民的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 (第 89 条)2;1966 年下半年陈伯达为北大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平反, 在对 “一切 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辩护时援引宪法第 2 条所说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中学生李冬民 1966 年 6 月为争取使用校内油印机而拿起宪法第 87 条 “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 以保证 公民享受这些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自由”4;1966 年 12 月外交部造反 派为要求成立组织, 说 “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 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 不能有这种权利吗?”5 这些零散的例子说明文革初期人们并非对宪法的价值一无所知,但对 宪法不能采取功利主义态度, 对己有利才想起来用, 对己不利就扔在一边。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上 述 所 谓 言 论、 出 版、 结 社、 游 行自由 并 没有 在 文 革 中 得 到 真 正 体 现 。 刘瑜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看起来有民众民主参与 (不管是真诚拥护还是被迫投入)的样子, 但只能表达毛的观点而无表达其他不同意见的自由, 这样的民主其实就是独裁而已 6。文革 更进一步, 文革最初两三年的造反阶段里与中共其他群众运动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享有了 部分的“结社、游行、言论自由”,突然间民众可以打着毛泽东的幌子成立组织并表达观点, 文革中最为人诟病和耻笑的所谓 “派仗”、“语录仗”其实是最有潜在正面意义的因素, 如 若不是毛命令军队强力介入, 就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选举制、多党制。从民主的角度来说, 造反即反对派、 拉 “皇帝”下马是民众天然的权利, 但文革造反的方式确实错误的, 更换 执政者应该通过周期制、制度化的和平选举渠道, 不能像毛空口许诺而不敢做的 “七八年 再来一次文革”那样。对于被揭露有问题官员的处理, 要有法治的渠道, 贪官的公民权利一 样要保证。实际上,下台官员上台后整造反派整的更凶更惨, 就是因为没有法治、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造反派是后来被中共严重妖魔化的词语。 当时所谓语录仗, 就是以毛的语言来表达自 己观点, 以言语做武器总好过用武器做批判。 文革时中共说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刘泽华后来说 “派性就是党性的产物”, 这两句话都很有意思。资产阶级派性允许各个派 系 (或政党)和平共存, 这确实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性不同, 因为无产阶级派性则就 是共产党党性, 唯我独尊, 就是专政和独裁。而且左派间派性斗争不能说是中国文革特殊 的产物, 在受文革影响的地方, 如日本、美国的黑豹党和 SDS、法国学生运动, 还有东南 亚的柬共、泰共、马共和印度等地区的左派,都有分裂和派性斗争,武斗更几乎是普遍现象。 造反派奉旨造反残酷批斗当权派, 当权派复职后以权谋私残酷报复造反派, 这两方面的经 验均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和民主的价值。毛式文革整肃官僚的努力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下容不得结社和言论自由, 所以要么是毛作为首脑的共产专政获胜从而延 续官僚特权, 要么是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从而限制或解决官僚特权问题。
   
   接着谈为何要以博弈、互动视角观察文革, 我的看法主要参考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
    1.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 也非两个文革》7 将文革定义为:始于 1966 年终于1976 年 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此期间, 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民众的激进派、 温和派、保守派六个集团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 文革 以群众造反兴起,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党内保守派的失势开始,继以民众激进派失利受整, 最后以激进派的失败而告终。
    2.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8 将文革视作由毛泽东设计和发动的游戏,毛既是运动员, 又是裁判, 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 最终成为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 绝大部分工人和农民是文革的对立面 (“老保”)和冷眼旁观者, 毛泽东只好鼓动不通世故的年轻红卫兵充当文革主力, 到头来再把 “红卫兵”交给 “贫下中农”和 “工人阶级”去 “再教育”。文革不断地消灭和制造更多 “对手”和 “敌人”, 文革诱发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反对力量:毛 泽东自身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 群众中的反抗运动。 毛泽东死后, 文革所催 生的反对者终结和战胜了文革运动。 群众在文革中的表演有四类:乘火打劫、 落井下石者, 当权派傀儡的青年造反派和工农保守派,文革初和文革结束后的经济维权者, 政治抗议者。
    3. 徐友渔 《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9 系统考察红卫兵投入文 革的理念动因和在运动中的理念演变过程, 指出造反派红卫兵的动因中含有利益因素, 但 对他们的利益应做精确的界定。卷入文革的干部、工人和学生在谋取实际利益方面的思想 和行为有重大差别, 社会、政治等结构性矛盾对学生红卫兵的派性分化影响较弱, 学生们的利益意识远未成熟, 为虚假理念而投入运动斗争的因素更大。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是最明确和大胆地追求集团利益的, 而造反派的利益则先是要争取参与运动的平等权利, 后来是防卫被秋后算账。当红卫兵意识到自己正当利益受欺骗和利用时就被抛弃到 “上山下 乡”运动中, 再加上稍后的林彪事件, 这促使相当多的原红卫兵与官方意识形态分道扬镳。
    4. 董国强 《社会史视野下的 “文化大革命”研究》10 以南京地区为例, 考察群众运动 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 发现群众派性斗争似 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 关键问题是看 “为什么造反”, 和 “向谁造反”。派性问题 广泛存在于学生群体、工人群众、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体内部。群众派性 冲突的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的存在有关。地方派性冲突的存在,与中央的派性冲突有关。
    “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 为各种势力出于自身需要、 自主诠释中央指示精神提 供了巨大的空间。 高层的非体制性干预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运动发展的突然逆转, 使得具有 理性思维的人们常常感到进退失据、 无所适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冲突和个人身份认同不是 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走势和持续不断的政治碰撞中不断发展变化。
    5. 武丽丽、赵鼎新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11 以银川地区 1966 至 1968 年的文革进程为例, 回答为甚么以毛的能力和威望, 他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 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甚么?该文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 地方官僚 (文官科层)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 提出科层无法阻止毛发动文革, 但 是造反群众和各级科层却能在文革中把毛及其思想转化为合法性符号并对其进行挪用。 这种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使文革有了独立于毛的意志之外的发展逻辑。 面对文官科层和 造反派的严重冲突, 毛被迫以军事官僚来收拾局面, 结果却是造反派受压、 科层权威重新确立、一个新的例行化过程启动, 毛最终败于一个被文革大大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沉重、 派 性斗争不断的科层权威手上。
    该文尤其注意到:第一, 由于毛中央的信息不灵和顾不过来, 更由于毛有着种种投鼠忌 器式的顾忌, 各级文官和军事科层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 在混乱的派性斗争中, 把文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有限的制度化或例行化。第二, 造反派之所以不能击败军 事科层, 除毛既要依靠军队防御强敌入侵 (苏、美、台)还要防兵变 (武汉 720 事件)外, 在在十来个月的文革中不但形成了造反组织,而且还造就了一群与军事科层有很大亲和力的、 同时也声称是在进行革命的原保守派组织。
    6. 王海光 《谈谈文革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12 和《文革史研究的回望与展望——文革结 束 40 年的学术史梳理》13:文革运动中城市与农村、 精英与群众、 政治与生活在不断地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 高层政治失序, 极权体制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被释放, 不仅是群众 被毛绑架, 毛也被群众和自己绑架, 处在被动应付的境地, 很多决策是随机性的措施, 并 非是既定方针的 “战略部署”。王海光提倡构建文革史的多复线叙述方式, 跳出国家决策 主导、社会被动顺应的简单叙述逻辑, 转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调整的 复合叙述逻辑, 要关注中央高层决策与基层民众执行的互动情况, 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是 由底层百姓来承担的, 而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 上山下乡、 五七干校等逆城 市化政策作为文革政治运动的产物违背了人性人情常理的生活逻辑, 引起民众巨大反感, 政 治与生活的对立是文革的继续革命终究不能继续下去的社会根源;在特殊和普遍的叙述关 系上, 不要把文革与文革前、 文革初期与文革后期割裂, 文革中的异态现象往往和文革前 的政策实践有联系, 群众造反难以收场的原因就是文革前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得以总爆发, 文革前三年和后七年的区别是有但连贯性更多;在城市和农村的叙述关系上, 要走出城市中 心论的文革叙事, 农村文革与城市文革有很大的不同, 农村文革承接 “四清”运动的阶级 斗争逻辑, 观念上趋于保守, 城市文革的路线斗争逻辑的进入比较困难, 另外城乡关系互 动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史应走出精英阶层落难史的单一叙述, 在文革中真正受苦遭难的 还是底层民众, 特别是政治贱民的 “黑五类”们, 何况精英一般都是从大众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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