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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晞华、James Wright :博弈说——再探文革定义 (转载文章)

摘要 关于文革定义,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对具有代表性的四大派别进行了批判。中共《决议》的“内乱说”把保守派和党的各级领导在文革中的罪责一笔勾消。造反派被描绘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和流氓。邓及其追随者被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掩盖了真正受害者是黑五类的事实。“一个文革说”是建筑在早已被摒弃的“乌合之众论”框架下的学说。而该理论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已经遭到毁灭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由于社会运动学出现了更新的理论,早已失去往日的威力退出了历史舞台。“两个文革说”存在着定位问题,牵强附会地把文革定义为“人民起义”缺乏根据。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事实上是社会运动中常见的“改革运动”,与革命无关。本文提出文革的新定义:文革是党内外的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六个集团间和集团内进行的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简称为“博弈说”。
   
    关键词:文革定义、一个文革说、两个文革说、社会冲突论、博弈说
   
    绪言 : 对于文革的定义和分期,一直存在着争议。文革不同的定义具有相应的不同分期。在众多的派别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个大派别。它们可分为两大阵营:即“十年阵营”和“三年阵营”。“十年阵营”中的第一派是“内乱说”。这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定的基调。为了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文革的定义如下: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责任的问题,《决议》指出:对于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负有主要责任”。毛发动文革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思想的轨道。《决议》把文革分为三个时期:一、从文革开始到九大;二、九大到十大;三、十大到1976年。第一阶段中,几乎所有的各级党政机关失去了权力,由此产生动乱不得不依靠军队得以维持秩序。九大的召开加强了林彪和“四人帮”在党内的地位。第二阶段中林彪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一阴谋被粉碎。周在毛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各方面有所好转。十大的路线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同时加强了“四人帮”的实力。第三阶段中,“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了周。因为周的身体原因,在毛的支持下,邓取代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局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不能容忍邓对文革的否定,又一次罢了他的官。毛去世后,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结束了灾难性的文革。总而言之,《决议》把文革定义为“灾难性的内乱”,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兴衰为标志分为三个阶段。

    国内的学者对《决议》把文革定义为“内乱”并不满意。金春明指出,“内乱”在中文里是个中性词,指一种社会现象,不能明确表述该现象的性质和特点。“内乱”可以是强大的蕃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夺权,可以是最高统治者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可以是农民起义造封建统治者反的革命斗争。虽然文革与历史上的“内乱”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不同的。《决议》中的“内乱”有两个形容词修饰加以补充:“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但是依然不能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领导者为什么发动文革?
    因此,国内的学者把文革定义为是“一场复杂的政治运动”。这是“十年阵营”中的另一个派别。根据该派的定义,文革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这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一个文革说”。该学说把文革分为五个阶段:一、文革发动阶段(1965年11月到1966年12月),二、高潮阶段(1967年1月至1968年),三、趋于稳定和林彪事件阶段(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四、批林批孔阶段(1971年9月到1974年12月),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结束(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
    陈佩华对中共的“内乱说”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认为“内乱说”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是毛与温和派、保守派对手(特别是邓及其追随者)长期斗争中的胜利者对历史的描述。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写的。中共的《决议》也不例外,是邓及其追随者在巩固了他们在党政军地位后做的一次努力。在陈佩华看来,《决议》对文革的定义是一场“权力斗争”,是邓及其盟友同毛及其追随者之间围绕着权力的斗争。这是一场十年的斗争。在此期间毛的对手受到了迫害、摧残甚至死亡。《决议》忽略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邓氏框架中,广大民众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被动的,民众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只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
    陈佩华等人提出“社会冲突说”来定义文革。这是“三年阵营”中的一个学派。在这一模式下,民众占据了文革的中心舞台。文革中,民众分裂成对立的派别: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也进一步分裂成敌对的派别。每一个派别都有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文革的前三年中,这些派别之间为了夺取权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此期间,中国陷入了内战,伤亡数百万,所以不是“内乱”,不是运动,更不是权力斗争,而是你死我活的为控制中国的阶级斗争。许多西方学者(如陈佩华、李鸿永、White)发现区分派别的明显因素是民众的阶级背景。而这些阶级背景和标签是中共1949年建国后强加在百姓头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分为三大类中的一类:红五类,黑五类或灰五类。这些标签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教育机会、政治前途、事业前景。换言之,决定了人们的整个未来。陈佩华等人调查了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现出身不好的人倾向于参加造反派(“红旗派”),而出身好的人倾向于参加保守派(“东风派”)。简言之,“社会冲突说”把文革描写成是为期三年的民众反抗中共及其同盟(保守派)的群众运动。文革的结束标志是九大的召开。
    深受“社会冲突说”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是“三年阵营”中的第二个学派,与“社会冲突说”大同小异。王希哲最先提出“人民文革”的观点。他认为在文革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1971年至1975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对毛来说,文革是为了清洗中央、省市政府机构里的走资派。而在众多的群众运动中却存在着“人民文革”,迫使毛及其军政界内的追随者不得不镇压民众以维持国家的稳定。“两个文革说”认为清洗敌人和镇压民众是文革中的两大要素。而“人民文革”是中国人民进行的抗争,是为了结束政治歧视和压迫,要求纠正社会不公和分裂,追求基本权力的保护(包括人权),代表了民众反抗中共统治制度。因此,“人民文革”也可以理解为是文革中的抵抗运动。
    按照郑义的说法,第一个文革是“毛的文革”,主动自觉地利用群众运动来打乱共产党,以清除威胁他地位的高级同僚。他不怕天下大乱,他自信有控制大局的天才。第二个文革可称为“人民的文革”:被动地不自觉地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打倒直接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以争得起码的民主权利。两个文革为了各自的目标相互利用,同时又相互冲突斗争。“毛文革”持续了十年,而“人民文革”仅持续了三年(从1966年到1968年)。文革中成立的群众组织被毛依靠军队的帮助强行解散了。“人民文革”以那些敢于挑战中共统治的造反派被抓捕、判刑甚至死刑而告终。
    “内乱说”被广大中国的民众所接受,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西方学者大多认同“社会冲突说”,把文革看成是一个大规模的为期三年的群众运动。当然,近年来有些西方学者也开始接受文革是十年的看法。“社会冲突说”与“一个文革说”的重要区别是三年和十年的分期问题。前者视文革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运动,不应该与后七年的党的运动混淆在一起。对这些西方学者来说,区分中共的镇压、迫害与民众造反运动的最佳途径是把文革分期为三年。而“一个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争论的焦点是“人民文革”的存在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毛文革”的“人民文革”。支持“两个文革说”的学者大多是当年的造反派。这一批学者与参与上世纪70年代学潮的西方学者一样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把抗议的民众描述为“暴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人民文革”不是“乌合之众”心理的非理性爆发,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策略的政治运动。因此,“两个文革说”的支持者通过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史命感从正面角度来描述文革的造反运动。这些曾经的造反派试图把造反运动与文革后发生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认为造反运动是文革后民主运动的前奏,而民主运动是文革造反运动的继续。“一个文革说”的学者对“两个文革说”学者的前造反派身份持鄙视态度。中共竭尽全力抹黑当年的造反派,使得民众对曾经的造反派保持距离。因此,在文革定义的争议中,不仅有学术的因素,还具有政治色彩。本文试图以中立的立场来分析文革定义争论中各派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试图对文革的定义和分期提出新的观点。
   
   
    “内乱说”的问题
   
   
   “内乱说”把文革定义为以邓为首的被迫害的领导人与以毛为首的极左派之间进行的一场权力斗争。在为期十年的内乱中,坚持正确路线的老干部受到了残害、清洗,有的甚至被整死。但是他们在毛死后终于“拔乱反正”“挽救”了党和国家。在该版本的文革定义中,没有亿万民众的身影,没有提到在文革中影响巨大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运动。在邓以及他的追随者的眼里,民众在权力斗争中只是工具和棋子,民众不可能理解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共的“内乱说”把民众描述成是无知、非理性、无意识的群氓,根本没有必要在文革的官方史中写上一笔。
    而事实与“内乱说”大相径庭。文革中,民众分裂成敌对的派别,陷入激烈的斗争。而这些派别可以基本分为三大阵营:激进的造反派、温和的造反派、保守派。而这些派别分裂的根源是社会冲突。工人、农民和广大民众的心中积累了多年来对政府的不满。当机会来临时,民众趁机造反、发泄不满。由于这一现实令中共十分不利也十分尴尬,所以中共的“内乱说”有意避之,尽力缩小民众在文革中的作用。“内乱说”把具有造反精神的民众与林彪、“四人帮”故意混淆在一起。造反派从毛、林和“四人帮”的受害者变成了他们的同伙,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这就混淆了造反民众与党内激进派的区别。同时,“内乱说”把邓及其追随者打扮成文革的主要受害者。
    事实上,文革的最大受害者是黑五类。他们在文革的一系列运动中始终是被打击的对象。甚至连造反派也对他们避而远之,生怕受到牵连。三年的造反运动过去后,造反派相继倒台,所受的迫害不亚于所谓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众多的造反派被枪杀。如南京王金事件运动的首领查全华就因言获罪被军管会于1969年底枪决。查全华并未参与过“打、砸、抢”,他很早就淡出运动,潜心研究马列主义。但是,当局仍未放过他。总之,“内乱说”掩盖了黑五类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而且这一现象到现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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