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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转载文章)

内容提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既有权力之争的原因, 也有路线之争的原因。 之所以能动员亿 万群众积极参与, 是毛巧妙地把文革装饰成一场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 实质上文化大革命是 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 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 与中国人民 的愿望和要求无关, 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 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
   
    关键词 文革定性、 权力之争、 路线之争、 群众运动、 民主运动
   
    问题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是一个表面简单,实际上难于回答的问题。它看上去简单,因为中国有数亿人曾经投身于这个运动,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就算不是每个人都说得清楚,至少可以指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说得清楚。但问题在于,参加文革的人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和派别,他们的立场、观点大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人们在文革中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经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人往往会讲出不同的文革故事,对于中学校长和老师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充满屈辱和折磨,对于不爱上课和害怕考试的学生,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还因为它确实如其发动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它很难比附于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能说它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有一点像,但细究起来又都不是。我们能说它是为了实现社会理想、公平正义的伟大实验,还是说它纯属一场权力斗争?这个问题把人们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在一般民众中如此,在学者专家中也是如此。
   
    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不好作出判断和结论,还因为文革中充满了完全矛盾的事情和现象,口号是一回事,密室中的策划是另一回事;运动初期对自发的群众行动是一回事,运动后期则是另一回事;同样的事情,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回事,由“资产阶级司令部”来干就是另一回事。我在美国讲文革,美国左派来闹场,他们质问:“徐教授,文化大革命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得那么不好?”我的回答是:“你们看文革,是靠阅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我谈文革,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追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对文革这场悲剧和灾难的反思从现象到本质,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大胆。比如北京大学教师郭罗基对于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残忍处决发表文章“谁之罪?”提出文革时期中国“搞的是超专制主义、超法西斯主义”,张志新是这个制度下的“思想犯”,并且提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这样的追究吓坏了官方。虽然他们当时也在否定和谴责文革,但他们一定要保住产生文革的社会制度,一定要保住必须为文革承担罪责的毛泽东。当局强行压制了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文革教训”这一课的缺失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其基本事实还了解不充分,对其基本性质的判断还莫衷一是,这是缺课的表现。现在文革重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对文革的赞扬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研究文革,对其性质做一个认真的探讨。
   
    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毛泽东为什么而斗,是为了权力,还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包括消灭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地位,等等,斗争的目的决定我们对于文革性质的判断。在文革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通常用“路线斗争”来说明斗争中双方的分歧,“路线”与目的和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现在不去深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一般地认为,路线分歧包含方针、政策、意识形态的不同。
   
    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广大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自然以为文革是关乎中国和世界命运、前途的斗争,在文革后期遭到失败、受到惩处的群众组织领袖至今还坚持这种观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西方研究者也是从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角度理解这场运动。比如Victor C. Funnell说:“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在追求打破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区分,以防止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看来存在于苏联和东欧的资产阶级化。” Theodore His-en Chen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是‘修正主义’。共产党领导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少数孤立人群中,实际上在中国到处都有,其根子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因此,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教育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很明显,思想和政策分歧不是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原因。刘少奇很快就被打倒了,但他的首要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对毛泽东表示屈服,说他愿意改正一切错误,说他准备交出一切权力。如果毛仅仅是想纠正刘少奇的错误,那么他的目的很早就可以达到。但毛泽东并未就此罢手,显然,毛要彻底干掉刘和他的所有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上面的观点难于对此作出说明,比如,毛泽东批判林彪,说他“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是“反党政治纲领”,这能用社会理想和革命目标来说明吗?又如,毛泽东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发动“批孔孟,批周公”运动,借口之牵强附会,今天我们除了嘲笑其手法拙劣,还能认真地当成意识形态的分歧吗?
   
    所以,另一种观点直截了当地认为,毛发动文革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毛感到大权旁落,为了恢复他那权力不受挑战的地位,他要把竞争对手打下去。Simon Leys在其书《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这种观点具有一针见血的痛快,但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人们不难在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的观点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证明他们从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不久的50年代初一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其以后,两人在建国方略上确有不同。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既有政策分歧,又有权力斗争,为了坚持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引发了权力斗争。中国人熟悉的西方文革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持这种见解,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说:“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Garg Dutt 和V. P. Dutt说:“在中国,斗争不可避免。这类斗争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对于在各种选择中如何拍板,领导常会产生分歧。政策分歧会发展为尖锐的,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与个性相关,并显得是在争权夺利。如果领导都是老谋深算、说一不二的人,那么争斗就会愈加激烈。有时,某个领导的自大狂、幻觉,至少,他的自我中心心态,他的疑心甚至于他的衰老,都是最高层分裂以及人头落地的重要原因。中国并未置身于其外。”
   
    为何政策分歧会导致权力斗争?毛的最高地位和关于他一贯正确的政治神话是分不开的,他的权力和威望都建基这种正确性。一旦这一点受到挑战,他就当不成“英明领袖”了。毛爱以皇帝自居,但他的权力来源却不同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来源于世袭,一个皇帝虚心纳谏可能会博得美名,万不得已时他甚至可以下“罪已诏”,作自我批评,但他仍然是皇帝。毛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党内批评,只有两种应付办法,一是找替罪者,如延安整风得罪的人太多,他把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二是猛烈反击,把反对意见打下去。他不能承认这是不同意见,而至说成是别有用心的攻击,是两条路线或两个阶级的斗争,如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待彭德怀那样。这种做法,出于共产党运作方式的规律。我们说毛个性强、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但这不是意见分歧转化为权力斗争的唯一原因。体制也促使他在有意见分歧、遇到反对时以攻为守。
   
    如果我们既承认政策、意见分歧,又承认权力斗争是发动文革的原因,那么何者更为重要呢?我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一旦以权力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文革发动之后的事态发展就只能按权力斗争的规则进行。意识形态、社会理想之类的因素,如果真有的话,也会退居到次要地位,它们在文革期间毛的政策方面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权力的考虑要现实、紧迫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广大民众起来造反的动力是权力斗争的考虑,而不是他在为他那成问题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找寄托,只不过这种考虑需要以意识形态的动人语句装扮起来而已。
   
    文革是一场伪群众运动和伪民主运动
   
    对于判断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最难解的现象是,毛泽东是以广大受压制、受迫害的群众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文革中最流行的说法是,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相信群众、爱护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另一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压制群众、打击群众,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一些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为了实现平等、公平和正义这一类社会理想,为了保持革命理想永不消退,为了使中国不至于蜕变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不惜带领广大群众,进攻那个以他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不惜以世所罕见的魄力,支持红卫兵造反,摧毁那个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体制。
   
    文革运动初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以上说法。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下车伊始,他立即严厉谴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大中学学生在校园内自发的“革命行动”,他说,看到校园内的运动那么冷冷清清,他非常难过,他还厉声质问道: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一切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态度是如此坚决和鲜明,使得多数学生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的一边,他们立下誓言“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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