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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最近两篇文章


邓朴方发出「不能倒退」的最强音


香港《苹果日报》2018-11-3


严家祺


   

   香港《苹果日报》最近两篇文章

    中國第一傳統,不是孔老夫子的儒家傳統,而是王朝循環、再循環。在中國歷史上,孫中山第一個打破了王朝循環。在孫中山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復辟了王朝傳統。毛澤東當了國家主席、黨主席、軍委主席還不夠,還想當皇帝;而繼承毛澤東的鄧小平,有兩個兒子鄧樸方、鄧質方,從沒有想讓他們以「血統論」,繼承皇位。
   
    如果中國沒有鄧小平的1982年憲法,2018年的中國的國家元首,應當是鄧樸方,什麼江澤民、胡錦濤,根本就沒有份 。習近平可能還只是省委書記。
   
    習仲勛一生遭受毛澤東迫害,鄧小平在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受到毛澤東第二次打擊。習近平不同於他的父親習仲勛。鄧樸方也沒有繼承鄧小平的所有方面,他們各自繼承了他們父親的某些方面。他們兩人的區別是,鄧樸方從來沒有忘記文革災難,肯定他父親四十年前倡導的改革開放,而人們聽不到習近平對他父親在毛澤東時期遭受的迫害和苦難的反思。他們兩人的作為也表明,文革提倡的「血統論」並不成立。不久前,鄧樸方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講話時稱,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是一場偉大的革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擺脫了桎梏,突破了籓籬。鄧樸方在講話中希望「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堅持立足國情,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謀劃一切工作」。鄧樸方稱他的父親啟動的「改革開放是對人的解放」。在今天中國面臨新危機的時刻,鄧樸方大聲疾呼,指出,中國不能倒退到毛澤東時代,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發出了中國近十年來最強音。
   
   華國鋒堅持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沒有「真理標準大討論」,沒有天安門事件的翻案,鄧小平就不可能複出。鄧樸方的朋友、中國人民大學教員孫長江,在40年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是南京大學的胡福明,但實際上,早在胡福明前,中國人民大學教員孫長江就給《光明日報》寫過同樣內容的文章。光明日報〈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稿子,是孫長江為胡福明的稿子修改後才正式發表的。可以說孫長江是這篇文章的實際起草者之一。孫長江是鄧樸方的好友,三十多年前,孫長江要我陪同他去見鄧樸方。因為我在1978年9月「天安門事件」翻案前三個月,在《光明日報》撰文,為「天安門事件」大聲叫好,我也是鄧樸方《三月風》雜誌的撰稿人,所以,鄧樸方樂意我們一起見他。
   
    文革開始後,鄧樸方受到鄧小平牽連而遭到迫害。1968年初他被監禁在北京大學東門外的灰色大樓達四五個月,常遭虐待。鄧樸方為出逃跳樓,致使下半身完全癱瘓。現在的中國,有極少人,要為文化大革命翻案,要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經受五十年苦難的鄧樸方,怎麼可能容許中國退回到毛澤東時代?
   
    鄧樸方最近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講話,就像他父親在四十年前一樣,面對「兩個凡是」,提倡實事求是,再此發出「改革開放」的呼聲。鄧小平自己說過,他的一生,有「六四開」就夠了。在鄧小平去世時,我就在《蘋果日報》撰文,談鄧小平一生「六四開」。在今天,「六四」仍然是中國的一個「結」,一定要解開。鄧小平「改革開放」和1982年憲法實行國家元首「限任制」,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貢獻,不容否定,如果中國能夠直面「六四」,善待天安門母親、善待所有六四受難者,解開「六四結」,讓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厲行法治,中國就能一步步走上康莊大道。
   
    最近人們關心的兩個講話,一是鄧樸方「改革開放」的講話,二是近習近平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上的講話,兩者相比,形成鮮明對照。
   
    10月20日,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在澳門跳樓自殺,人們非常奇怪的是,為什麼習近平學鄧小平南巡,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上講話,只講了一句話,宣布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這句話,不應由中國國家元首講,而應當由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的主持人講。人們以為,習近平原本出席大橋開通儀式時,會見到鄭曉松,而鄭曉松在離橋近處的澳門跳樓自殺,難道是鄭曉松的陰魂不散?
   
    為此,我要為鄭曉松的死而說幾句話,也要為中國的所有貪官說話。在人權問題上,我要為中國貪官說幾句話、為他們爭取「不死的權利」。中國不僅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也是災難,因為「官」也是人,他們也有起碼的人權。實際上,中國今天所有「官」,在四十年前,沒有一個不是「民」,沒有一個不是「平民百姓」,他們與我們一樣,也受過毛澤東的苦難。「貪官」應受法律懲罰,不能逼供,要按法律量刑,不要讓他們在電視上亮相,在媒體上遭受踐踏,他們還有人的尊嚴,不要太「厲害了」,逼迫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跳樓。現在中國摧殘人權問題上,正在重蹈史太林三十年代的覆轍。有史太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有蘇共二十大的赫魯曉夫反史太林的秘密報告。2022年中國共產黨也要召開二十大。中共二十大,是不是會步蘇共二十大後塵,中國也會出現一個赫魯曉夫式的報告?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嚴家祺

香港基本法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威胁


《苹果日报》 2018-10-6


严家祺


   
    1984年赵紫阳总理和英国首相共同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在赵紫阳诞生10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认为,香港、北京和全中国都要起来,用舆论保卫《中英联合声明》、保卫香港自由。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制定的,香港民主派的代表李柱铭、司徒华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1989年六四大屠杀,基本法的修订过程受到了扭曲,被塞进了反映六四的第18条第4款和第23条,这是香港基本法的重大缺陷。但从整体来说,香港基本法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只要排除极个别条款的实施,维护基本法,就是维护《中英联合声明》。
    在今天,香港基本法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的严重在于,使北京找到借口,可以按第18条第4款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和要求香港按23条自行立法。
    这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北京政治局中的极左派,二是香港极端派——香港民族党和香港共产党。北京政治局中没有极右派,所以,北京政治局的极端派,只有一种,就是极左派。而香港极端派有两种,一种是打着反『殖民』、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另一种就是『不排除武力起义』的共产党。
    在人类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政治运动中的极端派,从来是以『正义』和『真理』名义,不顾一切追逐绝对权力的一小伙人,他们的全部策略,只有一个,就是标榜自己是强大而邪恶势力的、势不两立的敌人,而企图赢得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而让邪恶势力最后得逞。看一看法国大革命中的极端派吧,他们以反对独裁面目出现,而不择手段攫取权力,当他们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们的专制独裁远远超过路易十四,他们实行专政,制造恐怖,把丹东和大批温和的民主派一个又一个推上了断头台。1989年7月14日,我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庆典时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路易十六性格十分软弱,法国三级会议出现冲突,如果独裁者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就会强行解散议会。路易十六既不敢解散议会,担心自己遭到英国查理一世的下场,又不能填补法国财政的亏空、平息民愤,1793年1月21日,被密特朗总统称为『好人』的路易十六,最终推上了断头台。革命的结果,是在雅各宾施行革命恐怖时期,对大批温和的民主派、嫌疑犯和无辜百姓,进行了大屠杀。
    殖民主义有两种,有良好殖民主义和坏的殖民主义。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是坏的殖民主义。英国人在美洲的殖民,主要方面的良好的殖民主义,英国对香港的殖民,主要方面也是好的。现在香港民族党打起了『反殖民』的旗帜,香港共产党称『受到习思想感召』,如果香港民族党和香港共产党在立法会中占有多数,那将是在民主的名义下,香港人民的灾难。
    政治不是写文章,当几个人用实际行动、用组党声明表明自己政治主张时,就不是开玩笑。就像汽车、轮船和飞机驾驶员一样,他们任何一个驾驶动作,都是真实的,不能因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而说是开玩笑。香港民族党说『反殖民』,香港共产党说『积极尝试建立武装,不排除武力起义』,就不是开玩笑。香港基本法第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是香港民主派担任特首,香港特区政府按基本法处置它们,同样无可非议。
    我长期关注香港问题,1992年明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我写的《联邦中国构想》一书。在联邦制下,香港是中国的一个成员邦,香港基本法可以改名为香港宪章。香港在报刊上谈论联邦制或香港独立,这与成立香港民族党是不同的两回事。在香港报刊上谈香港独立,是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以香港独立为纲领,成立香港民族党,就是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一款的行为。
    现在对香港两个方面的威胁,更大的威胁是北京政治局中的极左派。近几年来发生在香港的种种事端,已经表明,《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五款,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正在遭到践踏。姚文田事件和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香港在1997年前,一直是台海两岸三地出版最自由的地方。就是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期间,香港的出版业对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专政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香港出版界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帮助中国内地可以全面看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2015年10月中旬以来,專門售賣內地政治禁書的書店股東,及主管相繼失蹤,香港出版界人士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这是对《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自己承诺的践踏。香港民族党产生,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北京政治局极左派的一种反作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所谓新中国,没有现在共产党的极左派,就没有香港民族党和香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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