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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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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历史的三记耳光

谢选骏:改变历史的三记耳光
   
   文革之时,毛派分子有句口号:“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耳光政治,在中国很是发达。究其原因,都因为毛泽东的不幸遭遇。
   
   我估计毛泽东也被苏联人打过耳光,所以后来立志反苏。可惜美国人没有打过毛泽东耳光,所以他可以把台湾送给偷窥窃听的尼克松做了见面礼。毛拿原则做交易,实开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先河。只要不被打耳光,你要他做什么都行。

   
   《傅斯年打毛泽东一耳光 预言中华劫难》(2018-05-09 共产党百年真相)报道:
   
   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傅斯年,号称“傅大炮”,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极为深刻。据传,傅斯年曾打过毛泽东一耳光,批毛是“宋江之流”,并预言,若中共夺了政权,中华民族将有一场灾难,尤其是文化领域将有一场浩劫。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帝建都北京后的第一个文科状元,官至宰相。随后傅家巡抚大员层出不穷,知府县令多如蚁穴。傅斯年幼学国学经典,后入清华学堂,随即留学欧美,获得博士文凭后回国任教。抗战后做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时任校长胡适正在美国避难)。中共建政后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将台湾大学带上了国际一流大学之路。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原则影响深远。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吾独行”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
   
   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
   
   据传,傅斯年曾打过毛泽东一耳光。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当时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手,毛的上司。张申府曾在文章中披露,“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傅斯年为人耿直,嫉恶如仇,而且文章见解深入,眼光锐利独到。抗日战争期间,1944年,傅斯年以“美金公债案”公开炮轰当时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将孔赶下台;后于1947年的“抢购黄金风潮”中,又炮轰时任行政院长,有发国难财之嫌的宋子文,再将宋赶下台,时人称其为“傅大炮”。
   
   傅斯年因其崇高的学术地位,深厚的爱国热情,旗帜鲜明的反共反俄态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将他比喻为民国时期的魏征。傅斯年曾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傅斯年批毛是宋江之流
   
   傅斯年还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认识极为深刻的人。在他之前有很多人,譬如学术大师胡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等等,都对毛泽东有过评论。但真正对毛性格、为人了解深刻者,无人能及傅斯年。
   
   1945年傅斯年随同一群学者受邀访问延安,毛泽东邀其独谈。与同行的学者不同,傅斯年对毛泽东其人,有着极为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1945年傅斯年随同一群学者受邀访问延安,毛泽东邀其独谈。傅斯年回来后批毛是宋江之流。他说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此外,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一件事:当时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献给毛泽东的锦旗时,他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而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十分看不起。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
   
   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共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同年,傅斯年还发表了《中国需要政府》一文,文中预言:如果共产党夺得了政权,中华民族将有一场灾难,尤其是文化领域将会有一场劫难。
   
   1948年12月,毛泽东主席给新华社写出新年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文中说:“帝国主义为了统治我们,给我们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区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的大小知识份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驾驭着他们中的少数精英,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地验证了,傅斯年惊人的预见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中共自1921年成立,49年夺取中国政权后,历经杀AB团、延安整风、“大跃进”、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等多次杀人运动,中华民族历经浩劫,传统文化几乎丧失殆尽,更有8千多万同胞死于非命。《九评共产党》中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傅斯年哪里知道,正是他的一记耳光把毛泽东变成了宋江和杀人魔鬼!这是改变历史的第一记耳光。傅斯年虽未杀人,却比连环杀人犯的杀伤力更大。他自己做了君子,却让毛泽东做了小人,何其毒也。他自己做了菩萨,却让百姓做了冤魂,何其毒也。
   
   《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都打肿了》(深度报道2014年11月24日转载)报道:
   
   1955年金日成访华,与彭德怀互相敬酒。
   
   关于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的说法近日又流传开来,目前所见有两个文字版本,其一内容如下: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都打肿了,金一星期没法吃饭。
   
   有的转载中,在文字前加有“香港《明报》编者按”,表明源自《明报》,但没有注明来自何年何月何日的明报,一时也不好查找明报是否刊登过此文。但至少从“据说”一词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史事并没有把握。
   
   2011年10月14日《肇庆都市报》也刊登了佚名文章《彭德怀狠抽金日成两耳光》,前面文字内容和第一版本雷同,只是后面又多了一段:
   
   “据近年解密的资料,原来是朝鲜第一军团顶不住敌军反击,为保存实力临阵逃脱,也不通知志愿军;难怪彭德怀拍案大骂金日成不顾大局。更有外电报道是彭大将军为数万子弟兵伤亡狠抽了金日成两大耳光。在文化革命批斗彭总时,“军阀作风,对朝鲜人民领袖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一大罪状。其实朝军畏敌逃阵,依法当斩,中朝联军司令彭德怀抽两巴掌算客气了。”
   
   该报文末注明来自网站,显然也是转载的网文,而谷歌检索不难发现,至少在2009年起,相关军事论坛上便已有类似文字了。但因为该报以媒体身份转载,实则将此传言“正式化”。(当然,我们应该明确,小报的文史稿向来不可信。)
   
   两个版本的内容没有大的区别,后者只是更详细。两个版本的传言都是将事件背景放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之下,而按传言,金日成被扇耳光的原因是“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从而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惨重伤亡。但事实是否如此?
   
   当时的第五次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志愿军和人民军处于攻势,不存在大撤退的问题,到第三阶段因久攻不下,粮、弹、体力逐渐耗尽,从现存的资料看,前线指挥员宋时轮、王近山、陶勇联名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提议后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毛表示赞同后撤。第二阶段进攻结束后,中朝军队的集体后撤,是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共同决策,不存在金日成不顾全局命令后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次战役期间朝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担任中朝联军副总司令的金雄,而非金日成。即使彭德怀真的打人,打的也应该是金雄,而不会是金日成。
   
   既然撤退是中朝军队的集体决策行动,那志愿军60军180师“被俘七、八千人”,是否跟朝鲜人民军有关呢?根据当时具体战斗部署看,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第五次战役第三阶段中,180师处于中线战场,前后左右均无朝鲜人民军,从180师所在60军军长韦杰后来的战斗回忆总结看,不但没有一字批评朝鲜人民军,反倒对志司、兵团、志愿军友军三个层面做了含蓄的批评,尤其点名提到了63军不告而撤对180师造成的危害。
   
   对于180师全师被围的惨败,彭德怀是何反应,据时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参谋长的李懋之回忆:
   
   由于180师的问题,兵团和60军都做了检查。部队进行休整和总结。这时彭总打电话来,叫三兵团去汇报战斗情况,说180师一个整师被敌人打烂,这在红军作战史上还没有过的。兵团首长知道彭总的脾气,都不敢去,最后党委研究让李懋之去。李懋之到志司见到彭总,彭总既没有骂,也没有训,面带微笑说:“你来了,你们副司令、副政委怎么没来?”李懋之说:“他们不敢见你,打了败仗怕你骂。”彭总笑着说:“打败仗骂也不解决问题,就怕成这个样子?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怕我顶什么事。”李懋之汇报后才知道问题不仅是三兵团的,39军没有按时接防,让敌人钻了空子也是问题。彭总说,“我们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上也有错误,该接防的部队没有按时到,我们督促不够。但180师遭受损失,你们负主要责任。告诉你们头头不要抬不起头来,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过损失是严重的,你们一定要很好接受教训,各级认真总结、检讨,提高部队战斗力。”李懋之请示如何处理一些人的责任,彭总说,要处分就把那个师长撤了吧。彭总留他吃过晚饭,天黑后他回到兵团。王近山问他:“怎么样?骂的凶不凶,发脾气大不大?”李懋之说:“彭总一点没发脾气,他带着笑容说话,还做了自我批评,说39军没有按时接防,志愿军司令部也有责任。”翌日,他把彭总的意见向兵团领导作了全面汇报,大家一致同意彭总的意见,决定部队进行整顿,将180师师长郑其贵调兵团司令部任管理处长。(滕叙兖:《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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