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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中国化”是“哲学的死亡”

谢选骏:“哲学的中国化”是“哲学的死亡”
   
   这些半瓶子醋,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用中文所表达的思想,就是“中国哲学”或“哲学的中国化”了。除此之外,不需也不能刻舟求剑、买椟还珠,人为强制地推行所谓的“中国化”,否则,就陷入了“哲学的死亡”了。在宗教领域、政治领域也是同样——所谓“基督教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都是宗教和政治的死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了。而常识告诉我们,翻译过来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了,无需再添加毛泽东延安阴沟里的那些货色了——那是毛货,不是马列斯货。同样,翻译过来的圣经,就是中国化的基督教了,无需再用三自教会或别的教会的那些教材了。因此之故,画蛇添足的冯契,不是什么哲学家,而是一只皮条客。
   
   

   网文《张汝伦:哲学的生命》(2018年11月18日 转载《读书》1996年1期)报道:
   
   编者按
   
   昨天是2018年的世界哲学日,以及,我们上个月进行了哲学如何“中国化”的讨论,“哲学”似乎成为一个小小的热点。其实,对于它本身的困惑,自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始,就一直缠绕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张汝伦曾专门介绍哲学家冯契的相关思路与精神魅力,暗含一种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与回顾。希望朋友们在网上“测试哲学气质”之余,能抽出一点时间,欣赏这篇好文。
   
   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本没有“哲学”这个名称。一八七三年,日本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译西文philosophy一词,但他特意声明他用它来与东方的儒家思想相区别。到了一九〇二年,《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才第一次将此译名用于中国传统思想。但这并未解决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哲学”的问题,作为philosophy一词的译名,“哲学”在使用时不能不具有它原始特定的含义。因此,当冯友兰三十年代发表他的《中国哲学史》时,就明确表示要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精神传统中选出和阐释能在那个词的西方意义上叫做“哲学”的东西。金岳霖在此问题上与冯友兰有相似的立场。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写道:“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他明确主张采取后一种态度,而认为前一种态度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现在的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就是善于考古的人,把古人的思想重写出来,自以为是述而不作,其结果恐怕仍不免是一种翻译。同时即令古人的思想可以完全述而不作的述出来,所写出来的书不见得就可以称为哲学史。”虽然金岳霖在这里说的是“普遍哲学”而非“西方哲学”,但从“时代与西学的影响”这句话来看,他心目中“哲学”的定义大致以西方的哲学定义为准。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哲学的“西方”特征,而在于西方哲学的“哲学”特征,即“哲学”概念虽由西方人首先提出,但并不一定专属西方,可以像物理学一样成为一门普遍的学问。
   
   可问题是西方人关于哲学至今也无统一的定义。所以冯友兰建议不妨从哲学的内容着手,“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他把哲学分为三大部分:世界论(本体论,宇宙论),生命理论(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和社会哲学),知识论(认识论,逻辑)。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外哲学家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如果还有哲学的话,那也只是第二部分,即生命理论比较发达,而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则几乎没有。可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兴趣却大多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与传统情况相比,着力于第二部分的人反而不多。第一代现代中国哲学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和冯友兰都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视为哲学最主要或最重要的部分。熊十力“素主哲学只有本体论为其份内事;”而冯友兰则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至于认识论或知识论则更为现代中国哲学家所热衷。不仅金岳霖、张东荪等人都有专门的认识论著作,连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也原拟分为两部,即《境论》和《量论》,未写出的后者即准备讨论认识论问题。最近几十年,更有不少人主张哲学就是认识论。热衷认识论固然有圣言量的根据,但亦是近代以来国人科学主义心态的一种隐蔽的表露。主张哲学就是认识论,是认为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哲学是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人急于一下子把握和穷尽全部真理的自负与霸气;却难以解释这个所谓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在近代为何一直面临深重的危机,以致它存在的合法性也早已成了问题。
   
   本来,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虽一字未留下来,却被西方人尊为“哲学之父”。古希腊人大都同时关心知与能(行),著名的“德行即知识”的命题即体现了古希腊人知行合一的哲学理想。然而,西方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为知识的典型,甚或唯一的知识,知与行开始脱节。这种脱节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康德心目中的知识同样只是自然科学的知识,但他认为科学知识还不是最终实在的知识,其有效性只限于现象世界。实在的世界是道德判断和审美体验的领域。这两个世界不能混淆。知性一旦越出自己的合法范围使用将导致二律背反。康德实际上始终未能把“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内在地沟通起来。他的《判断力批判》试图要起某种桥梁作用,但并未成功。新康德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人步康德的后尘,坚持区分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事实与价值。习惯于以主体——客体对立二分模式看问题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区分是合理的,却没有看到其中隐藏着一个后果严重的悖论:是知识和真理的东西与人生无关;与人生有关的东西不是知识和真理。王国维所谓在哲学上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即由此而来。
   
   苏格拉底在《斐多》中写道:“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但‘爱智’这个词倒适合于人,我认为‘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苏格拉底像,来源:allposters.com.au)
   
   近代中国哲学家中有类似王国维这种思想的当然不止一个。金岳霖在《论道》的“绪论”中曾写道: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就是所谓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冯契早在抗战时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跟从金岳霖读书时对此就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将知识与智慧截然割裂开了,这就难以找到由知识到智慧的桥梁,也无法解决科学与人生脱节的问题。他向金岳霖指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广义的知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他认为即使在认识论的研究中,也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认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转识成智的过程,既由知识达到智慧的过程,最后达到关于性与天道的知识。但冯先生讲的性与天道并非是如有些近代哲学家所虚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而是现实之道,是现实生活中吸收的理想。并且,这种理想由于取之现实,必然有一种实践的要求,即将理想变为现实;对作为主体的“我”而言,则要求成为自由人格。“人们不仅按照理想来改变现实,也按照理想来塑造自己,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自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理想化为信念、成为德性,就是精神成了具有自由的人格。”
   
   冯契的这个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知行脱节加上科学主义的鼓荡,使不少西方哲学家认为,既然各门具体知识都由各门具体科学来研究,那么哲学就应该是“科学的科学”,“知识的知识”,它研究知识的形态,逻辑,内在结构和规律;在我国,人们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说法不同,想法却是相似的。殊不知这种规律越一般,离人生命实践的要求也就越远。当然,与科学主义哲学传统相平行的,还有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更多地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却相对忽略了知识问题,以及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生存问题当然先于认识问题,但生存离不开认识,行离不开知。另一方面,任何哲学本身都是理论,都是知,那么以生存为鹄的的哲学就更有必要在转识成智上下功夫,坚持“化理论为德性”,才能满足现代人对古老的爱智之学的期待。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暴露了其根本的缺陷。西方学者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在慕尼黑作了题为“世纪末的哲学:回顾与前瞻”的演讲,其中他提到了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与纳粹同流合污的历史事件。他认为此事不仅使他感到个人的痛苦与失望,而且在他看来是哲学的崩溃,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哲学本身宣告了破产。因为不管怎么说,哲学自古以来就与其它学问不同,它的追求不仅形成知识,也形成从事哲学者的行为,知识的目标是为善服务。至少,哲学教育它的追随者分辨各种价值,这应能使他们免于随波逐流。然而,他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与希特勒褐色军队的雷霆进军步调一致”却使他怀疑是否哲学的光环始终是虚假的。不过他也提到一个反例。他有一个叫Julius Ebbinghaus的老师,是个严格的不妥协的康德主义者,在重要性上自然不能与海德格尔相比,但他令人尊敬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当战后约纳斯去马堡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时,他对约纳斯说:“但你是否知道,约纳斯?没有康德我不会那么做。”约纳斯说他突然明白,在这里理论与生命是一回事。Ebbinghaus的例子并未解决约纳斯的上述疑问;相反,他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在哪一个人手里哲学更好一些,是在一个创造性的,但其深刻性并未使他在决定关头不去违背信仰的天才那里,还是在他的没有原创性,但却正直,保持纯洁的同事那里?约纳斯说他不能说他有了答案,但这问题属于我们对这世纪哲学的回顾。
   
   冯契先生对哲学的看法同样属于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反思与回顾。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学独尊,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而在它们日趋崩溃时又走向反面,成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是使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的毒素。加上中国的统治者是很擅长“居阴而为阳”那一套,公开讲的是引经据典,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想的、做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统治术助长了一种以“无特操”为特征的社会习惯势力,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以极大的阻力。而近代哲学恰恰在这两方面未能作系统反思和批判的总结。冯先生还以哲人的睿智看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因人的无知而产生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做戏的虚无党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外什么也不相信,却冠冕堂皇地说着另一套,摆出正人君子的面貌。这就需要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作全面深入的总结,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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