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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痛歌(订正稿) 第十五章 上课、挨斗两头忙


   果不出周远鸿所料,回校后矛头就指他我了。校园、办公室、会议室,特别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室外:墙上、门上、水泥地上、天花板上,里三层、外三层都贴满了反击右派分子周远鸿向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窗上的大字报把窗户贴得严严实实,室内成了漆黑一团的封闭世界。白天伸手也不见五指,所以需要用灯光来驱除黑暗。学校是教学、反右两不误;他是上课、挨斗两头忙。
   
   他的门上贴满大字报,门只能开个缝,他无法出门。要出门就必然会撕毁群众的大字报。这样他们会给他加个“顶风作案、破坏运动”的罪名,来任意加害他,甚至立即逮捕他。为了保持大字报的完整性,他只好站在门 口、对着门缝大声疾呼:
   

   “请党支部来给我开门,我要去上课!”
   
   梁乖真亲自来开门,大字报果然是无可避免地被撕破。好在是他,而不是周远鸿撕破的。否则就是“现行”一桩!
   
   他的方针首先是决不能输理,其次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每张大字报上都批上他的反驳,就地歼灭来犯之敌:
   
     大(字报):“你为什么为储安平的‘党天下’摇旗呐喊?......”
   
     (反)驳:“我只说过他当过《观察》的主编。其余全是你自己的编造。”写时钢笔尖朝上,写着写着就不下水了,他又换成一支铅笔。
   
     大:“为什在章乃器受到批判时,你对梁书记说他‘心安理得’;这不是要向党示威吗?你还说他知识分子的骨气令人佩服!......”
   
     驳:“‘心安理得’是《人民日报》上的原话。不信,请查《人民日报》。至于我心里暗自佩服他有骨气,这是从未给别人说过的。”实际上,他在内心里是把章乃器当做人生的灯塔的。心里唱起:“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
   
   对贴在杜辉南主任办公室门前、那棵歪脖子树上的大字报,他只能腹诽了,因为树皮凸凹不平,铅笔无法在那上面画道道。
   
   贴在他鼻子上、正对屋门口的那个壁报架上的大字报,让他开门见山:
   
     大:“周远鸿!你为什么要为葛佩琦说‘杀共产党的头’拍手称庆?”
   
     驳:“我是在读《人民日报》,一激动读出了声音。如此而已。从未拍手。” 铅笔又折断了!我把它摔在地上,恨不得再跺它一脚。心中不忿,暗自嘟囔:“不是驴不拉,就是磨不转!不是钢笔不下水,就是铅笔又折断。”
   
     ......
   
   诬蔑,反驳,反弹,这就形成恶性大循环,雪球越滚越大,大字报成了涌现着汹涌波涛的汪洋大海。大字报已经贴的没有地方可贴了,他们悬空扯起绳子,让大字报像并排的、吊死鬼那样,用曲别针别在十字八道的绳子上,让看大字报的人转着圈儿走迷宫。至于他,除了上课,批改学生的作业和批驳他们的大字报,就成了他眼下“两头忙”的主要内容。
   
     开学后第二天,1957年9月2日——要记住这个日子,学校在斗争他的大会上正式宣布:
   
     “周远鸿确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1957年9月8日,在市委机关报《北蒙日报》上,标题赫然入目:
   
     “周远鸿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在我市的应声虫!”尤其是在其中白纸黑字写着,说他猖狂已极:
   
     “周远鸿拿着报纸,学校有五个党员就在四个面前说:‘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
   
     他们为鼓舞自己的斗志,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就在斗争会上大声宣读本市的《北蒙日报》,并宣称:“这是历史性文献!”用以庆祝他们的胜利。
   
     如果这就叫做“历史性文件”,则真正的历史便给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因为整个报道,通篇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捏造、歪曲、夸大”。他压抑不住反驳的冲动,和对胜利在望的预期,在会上勃然而起,铿然辩白道:
   
   “我是右派,就算还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再加上还是特务......总之是反动透顶、无以复加,什么坏我就是什么,确确实实真心要‘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
   
   他们误以为我会像有些的右派那样,不仅照单招认群众的揭发,而且还要加码,把自己说成是罪恶深重、坏上加坏,以表明心迹坦白、悔过意诚,好赚取党的宽大处理。--正当他们为大好形势所怂恿、一心以为“周远鸿这块顽石也不得不见机行事”时,他话锋一转,冒出“但是”二字 ,表明刚才所述在语法上是属于虚拟语气 :
   
   “即便我坏到‘反动透顶、十恶不赦’的程度!但是,只要我不是神经病,就不会跑到共产党员面前去喊:‘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难道我活腻歪了、要找死?要找死,我直接从文峰塔上往下挤眼一跳不就得了!我才24岁,新婚燕尔,事业与爱情正要比翼高飞。我来日方长、怎么会寻短呢?我的爱人韩冰清是由我国教育方针培育出来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典型。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活得正带劲儿呢!”他久久注视着冰清。她传过一个眼神,以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又义正词严地叱责道:“你们这个谎也撒得太是狠心有余、细心不足了;你们敢具结、说这不是撒谎吗?上级如果质问你们这四个党员:“周远鸿这么大的反革命现行罪,你们为什么不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呢?”
   
   他们的胡编乱造,真把他气恼了!“这样说吧,咱们对对质,我在你们哪一个党员面前说过‘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请举手。”
   
   结果,“五个党员”面面相觑,都争当“五个党员”中(据报载我没有给他说过)的那“一个”,而不当(报载我曾给他们说过的)那“四个”。我说:
   
   “真实性是报纸的生命。你们这样胆大妄为,危及到党报的生命。你们到底要把党报当作何物?你们这样抓住鼻子不顾腮――也好,谣造得这样违背情理――也好;你们造谣本想立功请赏呢,现在却当众出丑,给党丢脸!”
   
   随后,他把在会上的发言,写成读者来信,寄给了《北蒙日报》。
   
   《北蒙日报》也太不重视调查研究了。甚至把他在《数学通报》上发表的那一篇文章,报上也据王七丹揭露,说是周远鸿抄袭他的。他们以为这样捏造,就可以说明右派分子不仅没有什么他们炫耀的“屁才华”,而且是盗窃别人劳动成果的道德堕落分子。当然这一斗臭右派的手法,不是他们的发明;全国的报纸上早已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这事可惹恼了冰清,是她亲见他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并且最后代他誊清的。特别是她接到《数学通报》杂志社寄来“校样”的航空信,简直有点扬眉吐气了。因为,刚刚此前,梁乖真曾在她面前,把他贬损得分文不值。她气愤地告诉他,他开玩笑地回说:“光听他们说,你的远鸿就连一火车皮钻石也不值了。”
   
   她也很开心地回说:“值!两火车皮钻石也不跟它换。”她的回答是实打实的,是充满自豪感的,不像他是开玩笑的。她觉得自己的爱人,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能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崭露头角,并引起一点轰动,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得意和对梁乖真“狗眼看人低”的愤愤不平。
   
   现在,好像这封信就是能贴到他们嘴上的封条。没料到在运动中王七丹竟能恬不知耻地如此大言不惭!坐在他身旁“陪罪”的冰清,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他给王七丹当头一棒。如果这是一场她经常带队参加的球赛,她肯定会请求裁判“暂停!”,作出场外指导的。
   
   “要说我抄袭另外一个人的,也许能骗了个把人。要说是抄袭你王七丹的,恐怕听到的人会笑掉大牙、说:‘一个人无知并不可耻,一个人无知而又无耻,才真正可耻。’因为,无论谁都会相信,把你王七丹的骨头砸成碎渣儿,也是砸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好有一比,把我比作是窃贼;偷了什么人的钱呢?据说是偷了一个不名分文、穷得丁当响的叫花子的巨款!这不是奇谈怪论吗?王七丹你这个叫花子,会有巨款吗?还是去听听学生们对你教学的反映吧!学生们痛恨和唾骂你误人子弟的话,我都不愿意再用我的嘴重复一遍!”
   
   会后,冰清给他说:“好令人解气!这是我在会上的及时感应。”她继续怂恿道:“王七丹也太不自量了!你真该把学生骂他的话,原托原当场说给大家。看他的嘴脸往哪儿搁?”
   
   “因为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在会上没有说;再说,即便不知道,我也不会那样说的。学生明明说:‘与其让他教,还不如叫王八蛋教呢!’这样骂‘王八蛋’的话,我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口吗?”
   
     冰清说:“后来学生才这样挑明。你还不知道,原来学生跟我说时、说的是,‘学校与其让王七丹教我们,还不如让他弟弟来教呢?’我知道他是老小,没有弟弟,就领会成宁可‘无人’来教也不让他教。但学生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排行第七,所以叫王七‘蛋’。他弟弟自然是排行第‘八’、是王八“蛋”了。学生还真诙谐,还会叽哩呱啦、拐着弯儿地骂人哩!” 她又提到:
   
     “刘校长曾帮你修改过底稿,他站出来说话是最具权威性的了。”
   
   远鸿说:“刘校长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用群众的话说的更形象:‘他自己屁股上的屎还擦不清呢!’”
   
   远鸿告诉冰清,会后他随即给北蒙日报去了封信,模仿着列宁雄辩的风格,有根有据、得理不让人,批驳得他们体无完肤。他的居心,就是要激怒它!反正他成竹在胸,真理在握。他不怕辩论,相反,引起辩论乃正是他之所求。怕就怕他们让信石沉大海。
   
   后来,他的任报社编辑的同学章白羊向他报信儿,说:
   
   “报社接到你的来信后,很被动。推脱说:‘稿子是下面--他们支部送来的。’”
   
   他知道他们靠谣言吃饭,底气不足,他相对占精神优势。他依据党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審时度势,断然采取了“迎头痛击,不留可乘之隙”的行动。但后来证明,这样做是犯了党史上“反围剿”时“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样的错误做法。比如,原定的一条罪状是:
   
   “周远鸿于1957年5月1日在图书馆,向梁乖真说:‘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还是他前面那句话,只要他不是神经病就不会向梁乖真、或任何其他人这样说。再者,这个造谣有明显的漏洞,是谁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他在会上驳斥道:
   
   “你们创造了一个弥天大谎!你们这样凭空捏造,靠谣言过日子,主观企图是要揭露我罪大恶极,想置我于死地,但客观上却是你们自我暴露,暴露了栽赃陷害者抓住鼻子不顾腮的无耻嘴脸!难道是我把《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葛佩琦的原话,当作台词背了下来,说给你梁乖真听的吗?不信,你们可以查查人民日报上的原文!我说给梁支书的话,竟是一字不差的《人民日报》上的原文,甚至包括逗号、句号都不差。我不相信我随便看一段《人民日报》上的消息,竟能过目不忘,原样传给你梁支书!同时我更惊奇梁支书的记忆力竟能是过耳不忘,比录音机还可靠!最最令人气愤不过的事,是把《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葛佩琦的话诬赖成是我说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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