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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万州遇难司机的“猜测”是必要和可行的

http://upload.bx.tl/cgi/blog/temp6/201811040816191.jpeg
   标题之问,是重庆万州公交坠桥事故发生近一周后,我认为仍然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之一。当然,它更重要,也更具争议。如果对前两个问题没有疑义,可以直接跳到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司机在事故中需要承担责任?
   

   默认前提是不考虑司机有任何其他行为动机,只是因闹事中年女子的行为被动导致事故。
   
   因为警方的通报内容本身,已经预设了遇难司机负有责任,而且是刑事责任。
   
   “冉某作为公交车驾驶人员,在驾驶公交车行进中,与乘客刘某发生争吵,遭遇刘某攻击后,应当认识到还击及抓扯行为会严重危害车辆行驶安全,但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行车安全,将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刘某,后又用右手格挡刘某的攻击,并与刘某抓扯,其行为严重违反公交车驾驶人职业规定。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之间的互殴行为,造成车辆失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击后坠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此,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的互殴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涉嫌犯罪。”
   为什么对万州遇难司机的“猜测”是必要和可行的

   责任是清楚的,只是因为司机已经在事故中死亡,因而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只存在相应的民事责任。
   
   很多人难以理解。他们甚至用“司机连自卫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这样追究司机责任还有司机会开车吗”这样的问题来回击。
   
   司机的责任,实际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即: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应该责怪乘客是“麻木”的?
   
   这一问题目前争议没那么大了。鉴于“22路车上没有哪一个人是冤死的”“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样靠文学语汇收割流量的论调,已经开始“臭大街”,回答就尽可能简化一点。
   
   1、 大部分乘客不具有能力制止。在当时的场景下,几乎没有几位乘客能判断出发生了什么,更不可能有人能判断将会发生什么,需要采取何等强度的措施介入。
   
   2、 现实而言,我们的司法并不鼓励乘客在类似场景下的介入(也没有那么鼓励司机对自己权利的维护)。
   
   3、 当时场景下,乘客介入的道义责任极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与司机的责任相比。
   
   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乘客,因为各种原因,对司机有肢体攻击或语言骚扰干扰驾驶行为。排除最极端严重(比如恐袭)或最轻微的案例,大部分案例中,有的属于性质相当危险,有的属于完全可控,有的属于明显恶意,有的属于不具有行为能力的行为失控,比如短暂、即时性的精神疾病发作,或是醉酒、吸毒……
   
   乘客能不能判断所有这些情况的威胁严重程度并予以制止呢?在制止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各方潜在的受伤害风险及法律责任是怎样的?比如说,第三方乘客乘客在自发制止一个轻微程度的行为过程中造成了被制止方心脏病发作死亡?
   
   并不能。你不能在飞机上看到邻座乘客起飞过程中使用手机就给他一肘子,也不能在地铁上把一个醉鬼随意扔到外面去。所以,判定的权利或责任,只能是公交公司在公交车上的代表:司机。请注意,在公交运行过程中,乘客与公交公司相当于服务合同履约双方,而在这个合同中,乘客从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道德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但这种道德要求,不是可以推己及人的。
   
   即使是司机,其实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清楚事态,所以几乎所有类似公共交通工具遇到类似事件,都有基于全体乘坐者安全性最优先原则的规定,具体到公交车,就是,尽快停车,如有必要,尽快报警。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大部分乘客安全”的原则,也许不都是法律上的,但一定是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上的。
   
   但万州这位司机没这么做。
   
   每年都有大量所谓“垃圾人”乘客,遇上了,靠什么?靠平台规范,流程上对安全最大化的保障。只要有一个司机不遵照这样的规范,那么,潜在受损的就会有很多乘客,远远多过一个“垃圾人”乘客可能损害的。就像人们永远不能保证不遇到罪犯,但人们一直更努力在做的,是不可以遇到一个犯罪的警察。
   
   责任更大,不负责任的罪错就更大。
   
   现在,说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对万州遇难司机的“猜测”是必要和可行的?
   
   这里说的“猜测”,是程度不同的,关于万州遇难司机是否存在某种故意,导致最终失控酿成巨祸的多种言论。
   
   它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小问题。
   
   这是一种凭空想象吗?
   
   不。行内有公交司机故意闹出事故以让闹事者获罪(甚至获得赔偿)的哪怕较小范围内的“潜规则”,甚至有某种组织化的“教育”,不仅是极个别的风言风语,而是在不同地区的相应行当内都有或明或暗的流言痕迹。流言当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但可以作为线索。而且,这种目前尚未被证实的做法,符合利益逻辑,符合人的心理逻辑(不是指你会那么做,而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可能这么做),比如澎湃的这篇采访稿。还有之前在一些地区特别是重庆多次发生类似案例的事实。这个逻辑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事故发生时的某些反常之处,包括有些人提出的,为什么是在桥上出现问题。对这个问题所有可能的想象,都不是凭空的想象,需要符合逻辑,链接佐证,需要对现实有解释力。
   
   不怕再被打脸?
   
   不。很多资深媒体朋友是善意提醒。但我理解这和之前那个对面开来的小车女司机被冤枉,进而标签化女司机,结果被打脸不同。前面那个标签化,基于一个单信源的消息,只要这个消息被否定,冤枉就可以洗雪。而标签化女司机,是基于一种极弱逻辑的推导。不能等同。
   
   司机的行为没有其他解释吗?
   
   当然有,除了“下意识动作”,还有一种是“科里奥利加速度错觉”的解释。但是,很快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对这一解释提出强力质疑。比如果壳网科普作者 知名科学科普博主飞雪之灵。所以“下意识”也好,“加速度错觉”也好,都不具有足够有力的解释力,换句话说,不足以否定这种“可能性猜测”,至多只能与它同时成为几种可能而已。
   
   为什么对万州遇难司机的“猜测”是必要和可行的

   谁敢肯定司机有意主动制造车祸?!
   
   不能。也不敢。事实上没有人能。目前来说,真相极大可能永远沉入水底。
   
   不过,并没有谁要“确定”。从目前我所得到的文字涉及司机责任的几篇文章看,除了一篇《你绝不会想到,万州公交坠江案的第一凶手另有其人!》(已因投诉404),近于“定论”,或说是在文字表述上令人理解为“定论”,其他几篇,包括刘远举的《公交坠江,最重要的是那个掌握方向盘的人》,沈彬的《死亡公交车:司机边开车边“还击”是更严重的问题》,刘原的《关于重庆坠江公交的元凶,你们都看走了眼》,包括我本人前天的《无理乘客常有,怯懦乘客常有,而有些司机永远不可以有》都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我并不认可《你绝不会想到,万州公交坠江案的第一凶手另有其人!》的表述方式,但就其他文章来说,认为一个事情“不能排除”某种可能性,与论定“即是如此”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是在法外执法吗?
   
   真空不是真的“空”。目前的公开的通告,可以理解为隐含着“不能证明”,但也“不能排除”这样一个信息。其他人能做的,无非是更强调“不能证明”还是“不能排除”罢了。
   
   这是自媒体搞审判吗?
   
   自媒体已经够糟心了,它有什么本事审判。
   
   昨天一个媒体朋友还在说,这件事到现在,几乎还没有一个看得下去的深度报道……只能靠自媒体了。有的话,有些自媒体提出的问题,也不会装作看不见的。
   
   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这本来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办案。
   
   如果你是司机家属呢?
   
   我不是。我们都不是,不是遇难司机的家属,不是闹事中年女性的家属,也不是车上其他无辜受难者的家属。
   
   然而,即便对遇难司机家属来说,以目前官方通告对司机责任(罪责)的定性,难道和哪怕“恶意”的“猜测”的结果,程度相差很多吗?
   
   那么这种猜测是一种真正的恶作剧吗?仅仅是为了恶意地将一种可能不存在的罪名扣在一个永远不能为自己辩白的死者的头上?!
   
   不。没有人喜欢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事实,甚至只是一种可能性。
   
   坠桥案的公交司机和闹事妇女都已离世。这意味着无论“猜测”事实怎样,都不再会影响他们的法律刑责——他们将因死亡回避刑责。民事责任,据目前相关法律人士分析,基本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因为恐怕他们个人遗产所能承担的都已经有限。
   
   即使“猜测”的逻辑再强一百万倍,也不可能复现当事人的脑海动机,所以,当事人虽然不能自辩,但也不存在让他的罪名加重的可能,哪怕这种加重毫无实际意义。任何法律结论之外的“猜测”,都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悬案。刺杀肯尼迪。台湾“两颗子弹”。以及,有大人物的诗词,据说也是有人代笔的。“猜测”一直存在,并不因为官方结论、法律判决乃至“人死不能复生”而消灭。甚至没有人为这些“猜测”的存在而感到尴尬。
   
   如果当时没有任何车内和车外监测记录下一切,如果那辆对向来的小汽车不幸被撞到桥下,如果最终被定案为对向小汽车女司机违反交规导致众多无辜的人死亡,我也很希望,有很多这种民间的也许无情的努力,能为她的清白保留一丝可能。
   
   而在这个案件里,所有人都知道,虽然人命不能挽回,虽然罪名已无意义,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可能性,即那种传说中的“行规教育”是真实的。假如真是如此,那这将是巨大的人性败坏,是潜藏的巨大风险和毒瘤,将在巨大的范围内贻害无穷。而对这一毒瘤的追究,前提几乎必须建立在这种可能性存在上;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与司法或管理的机制畸损相关,要检讨重建,也需要承认“猜测”的可能性实存在。
   
   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这里没有特么什么“上帝视角”。上帝不需要这么痛苦。
   
   如果拒绝、消灭那些“猜测”,如果装作从来就没有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可能性,那么,有可能,你并不是阻挡了一种你以为罪恶的行为,而是保护了一种罪恶。
   
   我以为这是一种乡愿。“乡愿,德之贼也。”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思想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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