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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之吴仁华/丁朗父

   老吴还是那个老样子,一辈子处于那种敲着饭盆到学生食堂打饭吃的状态。他是八九六四几个月之后离开北京的,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现在的这个样子,你把他扔到人群里,我肯定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时间对他不起作用。为人豪放仗义,抽烟喝酒交朋友,我以为他最适合上梁山,过那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日子。但造物者总要找个平衡吧。他在北大学的是一个看来和他最不搭调的专业:古典文献整理,老话叫训诂考据之学,典型的老夫子学问,寻章摘句之老雕虫是也。。
   1987年,88年,是我这辈子,感觉上最阳光的岁月。一个下午,在北京到杭州的火车上,几个年轻人在硬卧车箱里开一个小会。这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半官方调查组,去调查温州的一个民间集资案子。召集人是农村研究中心的王振耀和民政部的段自强,成员有人民大学的温乐群和民革中央《群言》杂志的王碧蓉,还有当时任北京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室主人的老吴和鄙人。我当时是《中国民政》杂志的编辑。
   当时整个中国改革风起正在高潮,每个地方的政府,研究机构,大学都求新求变,官风政风学风清明和谐。北京主要的变革智库有三个,都以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体。其中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和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是体制内的,另一个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是体制外的。每个所的核心人员都是十来个人。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改革政策,步骤和方针,都和这三十来个人有关。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一是大部分下过乡,小部分进过厂或扛过枪。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过残酷的竞争,在1978-1979年考入大学。经历,智力,年轻,热情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成为中国的历史锻造出的精英群体。八九六四以后,三所被视为赵紫阳伸向学生运动的黑手,都被解散了。但他们的影响绵延整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江泽民、朱镕基推行的改革,多数源于三所。被解散之后的三所人员,分道扬镳,命运各不相同。体改所和农研所,被分散到各个部委,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也有人经过长期的蛰伏东山再起。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是当年农研中心的成员。我们的这个小组,是临时组建的,但和三所都有关系。王振耀是农研中心人员。我当时参与了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研究项目,和体改所算是有业务联系。吴仁华的同事陈小平,是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骨干人员。王振耀是河南人,1977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段自强是山西人,和王碧蓉是中山大学校友,段是七七级,王是七九级。温乐群是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教师,七八级,吴仁华是北大七七级。另外一层关系是,他的同学钱立和我的前妻,是前后任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和陈佳洱的秘书。
   因为成员来自不同的单位,互相没有隶属关系,所以大家都很放松。王振耀组织张罗,干活儿也以他和段自强为主。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车,吃喝玩都没有,唯一的乐子就是聊天,从早到晚地聊,没日没夜地聊,几天几夜地聊。我们去的地方,温州乐清柳市镇,家家户户做清洗贩卖二手电气元件的生意,民间金融需求旺盛。我们去调查的那个老太太,组织了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组织抬会。当时,直到现在,中国的金融业是绝对不向民间开放的。那个老太太,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被判了死刑。
   此后我就经常会在下班后串到吴仁华那里蹭饭聊天。他当时住在蓟门桥政法大学南平房,那是法大的青年教师宿舍。那是我住在五孔桥三军仪仗队家属区,单位在公主坟空军大院,前妻在北大读研,住校,我下了班没事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吴仁华那里年轻人多,在他那里又认识了几个法大的年轻教师。他们的宿舍是每人一间。我第一次到他的宿舍,感觉像到了图书馆,一面墙全是大部头的,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工具书,和他那个乱七八糟的房间完全是两个极端。吴仁华的宿舍在那一排平房的中间,陈小平在吴仁华的东边,中间隔着一间。最东头是刘苏里。刘苏里当时已婚,多数时间小两口恩爱,和弟兄们厮混的时间较少。吴仁华和陈小平是光棍,我是半光棍,在一起基本就是敲盆去饭堂吃饭,然后哥几个海聊到犯困骑车回家。陈小平当时社会活动多,消息也多,在八九六四时期,这就成了我们最直接的信息来源之一。


   从五孔桥骑车到西三环转北三环,可以到政法大学。不转弯直走,就到中关村北大了。我每天下班,几乎都在这条路上晃荡。那时候中关村马路中间的大杨树还没被砍掉,时不时有马车得儿得儿在马路上驶过,是名副其实的马路。北三环路南,大钟寺旁边,青云公司对面,是一大片农田。骑在自行车上,看着那片农田,多少有点秀水河子的感觉。
   去温州调查回来之后不久,单位里宣布我为《中国民政》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个临时的称谓,正式的衔头叫编辑部副主任,要等民政部批覆。就在我差不多踏上仕途时,一切突然转向。
   新官上任了,老主任老邹带着我到江苏采访。老邹是宜兴人,南京无锡是他的老根据地,有带着我拜码头的意思。老朋友来,也不用多客套了,每天游山玩水,推杯换盏,拉关系联络感情。哪都是江湖啊。
   在无锡的招待所里,吃完晚饭,老邹去看朋友叙旧,我在房间里看电视。新闻联播一开始,出现了胡耀邦的画像,哀乐骤起,低沉却刺耳。我的心头一颤:要出大事了!
   回北京的第二天,我骑车到民政部去办事。民政部在东华门。我在阜成路向西回家。到白塔寺就看见许多人在往西走,有人在喊:八大学院的学生们游行过来了!我骑着自行车比走路要快,很快到了阜成门桥上,桥下就是西二环路,这是北京内城除长安街外最宽的马路。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支,我就到北侧的栏杆边转进人群。往北一看,八大学院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游行队伍从北边过来了,两边的马路全满了,一眼看不到头。在前面的队伍那只一条大黑字横幅:五四的先驱们我们走来了。我的血腾地一下热起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政法大学的队伍。另一路,北大清华人大为主,从中关村游行到天安门。这一天,彭湘兰他们全班都参加了游行,她的鞋子挤掉了,从天安门广场光脚走回北大。她所在的国际政治系是在八九六四时期活跃的系之一,重要的学生领袖张智勇,郭海峰都是这个系的研究生。
   开始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跑到北大,在学生宿舍,三角地,食堂之间晃荡。但往后期,就更多地跑政法大学南平房了,有时还会和单位的年轻同事一起去。陈小平是陈子明他们的北京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所务委员,从南平房得到的消息更快更直接,也更具有行动特征。我们不是学生了,更关注行动。
   六月三日夜,血雨腥风,政法大学是北京死难人数最多,牺牲最大的高校之一。之后几天,不断有人被捕,南平房的许多人,都逃出北京避难。我和彭湘兰,也逃到了河北围场。我的一个熟人,是24军副军长的女儿,这个关系对付戒严部队有用。躲了一段时间,单位里说没发现我有什么事,可以回去了。
   老吴也回来了,但很快又走了。临行前一个晚上,我到他南平房的宿舍,哥俩喝酒抽烟,交代要办的事,介绍有用的人。他是温州龙港人,出海方便。他说要送一个了解许多内情的人大青年教师逃亡,再也不回来了。他的房间已经几个月没有打扫,到处是灰尘。他说,反正他们一定会来搜查,那就先请他们吃灰吧。
   老吴第二天就走了,再听到他的消息,他已经在美国了。后来听他说,九死一生,差点交代了。
   六四之后我很快下海入江湖,南北西东到处飘,各路朋友不算少。到美国后,最实在的,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老吴。许多朋友,看上去很美。实实在在相处,有的其实不是朋友,有的是半真半假的朋友,有的根本就是个心机男女,无人不在他(她)的算计之中。
   我的经验,有人确实精于算计,还真就是个本事。有的人其实不见得多么有数学天赋,就是喜欢算计,喜欢到了热爱的程度。还有一条经验,喜欢为自己算计的人,多半也喜欢算计别人。特别喜欢算计别人的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成不了什么事,因为所交多为一时之友,没有深交,真有事很少会有人真心帮他。二是身体不壮,心重,短命。
   老吴者,真朋友也。飘洋过海,异国他乡,感受尤深。
(2018/1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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