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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标: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转载文章)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涉及人们的时间观念、服饰发型等日常习俗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对帝制时代身份等级制度的解构,引发时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以袁世凯为例,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表面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状态。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
   
   
   一、引言
   

   
   在一定意义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现代社会的“身份解构”现象,也就是把帝制时代不平等的“臣民观念”去除,进而确立新的具有平等身份的同样的人。在这种新旧身份制度和观念的更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生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般而言,人们的身份认同往往是由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决定的,而晚清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样也影响到袁世凯的身份认同。1895年以后,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清廷内部具有改革思想的汉人高官,袁世凯的政治观念也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袁世凯,“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达尔文、赫胥黎或斯宾塞尔”。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源于西方,袁世凯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纳说明他的思想中有西化的一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袁世凯的家世、地缘及其社会经历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关系网”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成为袁世凯精神世界中最复杂的一面。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新旧观念杂糅、并存的过渡时代。自1880年代开始,袁世凯驻节朝鲜12年,与英美日俄等国外交官折冲樽俎。对袁世凯而言,这段出使经历也是一次深入而持久的跨文化交流体验。1895年回国之后,袁世凯奉命小站练兵,仍然进行翻译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简言之,我们不能把袁世凯视为一位纯粹的传统政治人物,他的跨文化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焦虑,也是不应忽略的。事实上,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袁氏文化认同问题,并非一个独特的个体现象,而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一个突出的普遍性问题。如萧邦奇所说,“几乎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激剧的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必须建构或重构身份”。革命是一种政治秩序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都将发生某种转变,这些转变的结果就会造成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
   
   1912年2月16日,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悄悄地剪去辫子。此前一日,孙中山从南京致电袁世凯,称赞袁氏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上,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危机,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还是一个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身份转型及其文化认同。
   
   
   二、从“臣民”到“国民”: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的身份转型
   
   
   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此一问题对清廷及袁世凯而言,又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意义:对清廷而言,这是一场决定清王室生死存亡的改朝换代;而对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潜在“合作者”袁世凯而言,这似乎更是一场关乎其政治命运和文化认同的“身份革命”。在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属于“东方型革命”,其显著特点是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期,在此期间,革命者与旧政府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文化上展开激烈的博弈。简言之,东方型革命所带来的“双重权力”竞争也是一个漫长的“新旧冲突”问题。辛亥革命不仅造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上的“新旧冲突”,也给袁世凯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革命变化。
   
   袁世凯一生交游甚广,然最能了解其人心理者,恐怕非徐世昌莫属。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特颁“嵩山四友”令,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第一,足见徐世昌在袁世凯心目中地位之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因徐世昌之保荐,顺利复出。关于袁世凯最终倾向共和的心路历程,徐世昌曾这样说:
   
   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诟病……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不料南方先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的总统且由孙中山推荐,非项城所逆料也。
   
   辛亥革命之后,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群龙无首,各种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下,政治局势的演变非常人所能预料,袁世凯亦然。关于国体问题,袁世凯本意是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当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离京南下时,袁世凯告诉唐氏会谈宗旨“以和平解决为主”,故而南北会谈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改变了这一协议,也打乱了袁世凯既定的政治计划。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洲游历,得黄兴密电,方知武昌起义爆发,遂由欧洲返国。行至香港时,孙中山从谢良牧等革命党人那里获悉国内情形后,偕胡汉民等径驰上海,筹划组织“统一之政府”。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告知:“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正议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进而加剧南北双方关于“国体”问题的争执。孙中山当然清楚其突然担任临时大总统,自有许多不合手续之处。故而他在1911年12月29日致电袁世凯,解释说:“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凯与《大陆报》访员有一番谈话。袁说:“余今决计反对民军所定召集国会办法,因民军之要求为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会不足代表团体,将与戏剧无异。故余主张召集此会,其会员须实有代表各省之性质。”袁还表示“仍主张君主立宪,谓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是“比较相信南方在清帝退位后选举他做大总统的约定”,所以他此时仍然对外以清朝的“忠臣”自居。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感觉到“南方的推举是不太可靠了”。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若要继任临时大总统,其前提条件就是袁氏首先能够“断绝与清政府之关系”,然后“变为民国之国民”,乃能“举为总统”。
   
   在南北两方关于清帝退位问题的交涉上,袁世凯非常精明地扮演了“居间沟通”的角色。此举为袁世凯解决了身份转型的困境,使其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的体面转变。其中的微妙关系,正如时人所言,“袁世凯若不赞成议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虽然南北议和涉及诸多议题,但是其中真正能化解袁世凯身份转型困境的议题,则是“国民会议公决国体”。袁世凯主张,要解决“国体”问题,必须“普征全国人民意思以为公断,自应用各国普通选举之法,选出国会议员,代表全国人民意思而议决之,始能收效”。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既可以给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也可以让袁世凯不必担负“劝退”的责任,并在形式上维持了君臣之道。相比之下,南方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就没有袁世凯那种“身份认同困境”,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旗帜鲜明。1911年12月31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伍廷芳谓共和国体与蒙人有益,譬如“免为奴才、免其进贡等事,一经解说,彼必忻然信从”。伍氏此言虽是针对“蒙古王公”可以“免为奴才”而言,其意也是在敦促袁世凯尽快拥护共和制度。
   
   袁世凯终究在意的是大总统的职位,他绝不会因“国体之争”与南方决裂,他需要用南方革命势力胁迫清廷退位,以实现当选总统的心愿。1912年1月1日,袁世凯接见德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余出山之初,即思与民军和平解决,以免战祸,故有此次与民军议和及暂时停战之事。……余为爱自己之国起见,一再设法,冀达君主立宪之目的,然而今亦力竭矣。”然而,在表面上还是要显示出对南北议和的不满,袁世凯先是在1912年1月2日致电唐绍仪,“准其辞任”,其后由其本人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直接通电商谈南北议和问题。1912年1月4日,袁世凯致电北方各军及督抚,指示“顷闻上海革党有决裂之意,望即严备,如革军前进,即行痛剿”。同日,袁又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指责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袁世凯急于谋得总统位置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袁世凯开始积极逼迫清廷退位。袁氏所用办法大致有五条:一、以军费胁迫亲贵王公;二、以驻外公使电奏退位胁迫清帝;三、以内阁合词力奏恫吓要挟隆裕皇太后;四、动用前线军官胁迫清廷退位;五、用优待条件诱导清室。就这样,袁世凯将“帝位去留”问题交给清皇室宗亲抉择,而他则以“邦家存否,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为由,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
   
   在清帝逊位问题上,严重的财政危机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1912年1月7日,日本驻华使馆翻译官高尾拜访袁世凯,高尾从谈话中得知,清廷财政情况“极端窘迫,军费奇绌,依然如故。日前,皇太后虽已拨出内币充做军费,然而杯水车薪,无济大局,其它皇族尚在踌躇中,不能指望有何贡献”。一方面清廷因财政难以为继,军费无着,另一方面袁世凯故意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存在给清廷施加压力,其办法是下令北军与南军“不可开战”,以“继续议和”为由,达到用南方革命势力拖垮清廷之目的。1912年1月9日,袁世凯致电其心腹湖广总督段祺瑞,指示:“望阁下亦电饬各军队一律遵守。尚恐彼此电报到有先后,须两方同时通知汉口领事,讬其转至两方军队,并切实申明前令,非接有和议决裂,战事重开之通告,不可开战。”袁世凯的这些举措虽然秘密,但终究引起外界的猜忌。于是,围绕袁世凯对于“共和”与“帝制”的态度选择问题,引发各界对袁氏政治身份认同的“猜测”,各种不利于袁氏的谣言也铺天盖地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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